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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保障“欠帐”问题这些年来，所谓社会保障“欠账”问题，被看作是拖累社会保障改革的历史债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三点需要予以重视：
社会保障“欠账”产生的制度原因。所谓社会保障“欠账”问题，是由于城镇养老金制度选择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简称“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而产生的。如果城镇养老金制度继续沿着现收现付的路子走下去，只搞社会统筹，不引入具有积累性质的个人账户制，社会保障“欠账”问题也就不存在。
社会保障“欠账”规模取决于制度转轨方式。特别是制度转轨时在职人员的过渡方式。针对在职人员，大体上有三种制度转轨方式:
一是允许在职人员全部留在旧制度。其结果是社会保障“欠账”为零，因为制度转轨成本被“摊薄”，被分散到几十年时间内逐年消化，只要能支付得起养老金，就不能视为“欠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欠账”只能被看作是或有债务。
二是允许在职人员选择，或留在旧制度，或加入新制度。选择加入新制度，就要为其设置个人账户，以往的缴费年限或工作年限就要被折算，或直接注入每个人的个人账户，或像智利那样发放认可债券。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显性债务，选择新制度的在职人员越多，社会保障“欠账”规模就越大。
三是逼迫所有在职人员全都加入新制度。其结果是社会保障“欠账”规模最大。因为所有在职人员的个人账户都是空的，要让个人账户发挥其积累功能，个人账户就要被“填实”，否则，“统账结合”的制度设计就落空。
偿还社会保障“欠账”的制度安排。只要选择了“统账结合”的养老金制度模式，就不能回避社会保障“欠账”问题。应当说，当初选择“统账结合”制度模式时，曾经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并提出过三种偿还方式:一是完全由财政负担，二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三是体制内消化。鉴于当初的财政状况不佳，划拨国有资产在操作上缺乏手段，最终选择了第三种方式。
所谓体制内消化，当初主要有两项制度安排:一是维持较高的企业缴费率，让企业既为支付已退休人员养老金供款，又为在职人员个人账户注资。二是专为“中人”(转轨时在职人员)设计出过渡性养老金，把转轨前的工作年限折算成系数，采用加发一块过渡性养老金的方式，对转轨前个人账户“空账”部分予以补偿。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会保障“欠账”问题何以拖累社会保障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对“统账结合”制度模式的实施条件认识不足。过去，大家对引入个人账户制的优点强调得比较多，在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力求达到“两全其美”，既要发挥社会统筹的长处，又要体现个人账户的优势。但是，对引入个人账户制，特别是要做实个人账户所具备的基本条件，显然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对如何缩小社会保障“欠账”规模考虑不周。从养老金制度转轨中对在职人员的过渡方式看，实际上所选择的是社会保障“欠账”规模最大的一种方式，即逼迫所有在职人员都参加新制度。与此同时，在偿还社会保障“欠账”上，倚重于体制内消化，试图以新制度筹资而逐步消化历史债务。
第三，对“统账结合”制度的实施时机把握不够好。“统账结合”制度模式的确定是在1993年，制度设计是在1994年，具体实施是在1995年以后。恰恰是从那时起，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自1997年起，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退出市场、职工下岗分流，其结果是能够正常缴费的参保企业和职工锐减，而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却剧增，试图通过维持较高的缴费率，以偿还社会保障“欠账”的制度设计目标难以实现。
自2001年7月起，国家选择辽宁省进行社会保障改革试点，试点内容之一，就是做实个人账户，但账户规模已缩小，即从原来占职工工资的11％缩小至8％。自2004年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也加入试点行列，但做实个人账户的规模进一步缩小至6％。鉴于试点中做实个人账户，是以中央财政给予资金支持为条件的，因而对做实个人账户产生很大争议，赞成者和反对者意见相左、针锋相对。更有学者另辟蹊径，主张实行“名义账户制”。对此，我认为首先要对“统账结合”制度本身进行反思。“统账结合”纵然是一种最优的制度安排，但若不能在偿还社会保障“欠账”上做出妥善处理，只能说明该项制度的实施条件不成熟，再纠缠下去价值不大，甚至还会贻误社会保障改革时机。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是社会保障改革始终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城镇养老金制度改革引入个人账户制的缘由之一。一提起人口老龄化，学者们常常会说到三个词，即基数大，速度快，未富先老。对人口老龄化提早做出预案，这本无可非议。但在这个问题上所出现的一边倒和过分夸大的倾向，继而对社会保障改革产生误导，不得不引起重视和反思。我认为，有三个观点需引起足够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前两年，我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养老金制度的冲击，远不如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提前退休那么大。因为大量在职人员提前退休，必然造成养老资金上的减收增支，而且提前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会延长5年到10年甚至更长，进一步加大养老资金压力。据劳动保障部估算，仅2000年一年，因提前退休所造成的养老资金减收额为24亿元，而增支额为82亿元，两项合计106亿元，约占当年养老金支出的5％。
近来，有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会对城镇养老金制度产生过于严重的冲击。其依据是:进入老龄社会，我国老年抚养负担不断增大，但少年抚养负担相应减少，即存在养老与养少此消彼长的关系。对于劳动年龄人口而言，总抚养比并没有增加多少。据测算，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2040年，总抚养比为0.545，只比1998年增长14％。如果考虑到人口城镇化因素，城镇总抚养比2040年为0.468，比1998年全国人口状态下的总抚养比还要小。
我国只是刚刚跨入人口老龄化门槛。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7％，其中农村为7.35％，而城镇只有6.30％。即使从全国看，也只属于刚刚跨入人口老龄化门槛。
我国目前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当于美国1935年实行社会保障时的水平。当时，美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也是7％，目前这一比例已升至12％。有资料表明，经过70余年的发展，美国约有90％的老年人已被社会保障覆盖。对于1/3的美国老年人而言，社保养老金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另外2/3的美国老年人，社保养老金则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美国老年贫困人口将高达50％，而目前仅为11％。我国已被社会保障覆盖的老年人，目前仅为20％左右，绝大多数老年人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是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的，要解决其贫困问题，只能依靠社会保障以外的再分配手段。
社会保障不能追溯过去，但却能放眼未来。根据预测，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在这期间，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1962年至1973年)出生的3亿人口，将逐渐步入老年行列，而第一次生育高峰(1953年至1957年)出生的人口，将步入高龄阶段。那时的老年人，目前正处于青壮年，如果对其从现在开始实施社会保障计划，就能有效防范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老年贫困。这无疑是一个战略问题。由于尚有20年至30年的时间差，即使从现在起筹建社会保障制度，届时社会保障在体制上已趋于成熟，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是完全有能力的。
现收现付制也能应对人口老龄化。近些年来，一提到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家总会把目光投向基金积累的个人账户制，而对现收现付制总是不屑一顾。但也有学者冷静地指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现收现付制也有优势，甚至是个人账户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是缴费负担。要维持同样的替代率，在老年负担系数低于25％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的缴费率要比积累制低。据原国家体改委测算，实行基金积累制，一个人终身缴费38年，假定投资回报率为7.5％，平均余命为18年，缴费率每年为工资收入的16％，替代率可达63％。但在现收现付制中，要达到同样高的替代率，若老年负担系数为20％，则缴费率只需12.6％；若老年负担系数为25％，则缴费率为15.75％。
其次是老年保障风险。实行基金积累制，养老金替代率受制于投资回报率，只有投资回报率超过工资增长率时，参保人才能获得较高的待遇，而投资回报率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是资本市场状况。但在现收现付制中，养老金替代率只取决于当年的缴费状况，不受利率等因素影响。同时，在工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养老金待遇水平在现收现付制下要比基金积累制高，因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有利。
关于借鉴国际经验问题同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社会保障改革也同样存在借鉴国际经验问题。应当承认，国际上社会保障私有化倾向，以及部分国家养老金制度引入个人账户制，对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思路和制度模式选择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些年来，社会保障改革在借鉴国际经验方面，有两种倾向值得引起重视:一是借鉴别国经验只学其一，而非其全部；二是借鉴别国经验只关注结论，而不考察其背景和环境。这两种倾向在养老金制度改革方面尤其明显:
只注重目标模式，而忽略转轨方式。智利被誉为养老金制度引入个人账户制的典范，其养老金制度改革可谓是“改朝换代”，但所采取的制度转轨方式却是相当温和的。在对待新旧制度上，智利并没有立即用完全积累的新制度，去彻底摧毁现收现付的旧制度，而是使两种制度长期共存，用几十年时间让旧制度自然消亡、新制度茁壮成长；在对待转轨时的在职人员上，智利并没有采取强迫的方式，而是给予其选择权，鼓励在职人员选择新制度，但也允许留在旧制度。与此相对应，智利在转轨中只有老人和新人之分，并没有单独设置“中人”，在职人员留在旧制度就是老人，加入新制度就算新人。
近年来，养老金制度引入个人账户制的国家越来越多。但是，一方面把个人账户放在法定社会保障层面的很少，另一方面立即用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摧毁”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的更少。澳大利亚大力发展个人账户形式的职业年金，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宣布以家计调查为基础、面向所有老年人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立即消亡。
反观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在操作上显得“操之过急”。在转轨方式上，不允许在职人员选择，统统都被赶进新制度。由于政府无力承担转制成本，不得不把转轨时的在职人员设定为“中人”，以折算过渡性养老金为手段谋求过渡。其结果是造成在职人员惧怕新制度，人人自危，极力追赶旧制度的末班车，争取跨进提前退休门槛。
只关注基金积累制的成功案例，而忽略现收现付制的成功典范。美国自1935年起实施至今的社会保障，在性质上无疑属于现收现付制。尽管美国老年人口的所占比重，已从实施时的7％升至目前的12％以上，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安全运行了70年。据美国人精算，其社会保障基金到2017年才会出现赤字，2041年才会枯竭。美国用较低的社会保障费率(15.3％)，能让社会保障惠及4300多万人，其中包括90％的老年人、700多万遗属和600多万伤残者及其家属。这是现收现付制的成功典范。其成功的经验至少有两条:一是社会保障绝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而放眼于老年社会保障，致力于防范老年贫困；二是社会保障属于联邦事务，筹资上实行全国统筹，管理上由联邦政府统一负责。
关于社会保障城乡衔接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向来是城乡分割，城市有城市的制度安排，农村另有一套制度安排。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不再是从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变成了城乡三元结构，即出现了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包括乡镇企业职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仅绝对数很大，而且每年的增量也很大。据统计，近几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基本保持1.3亿人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