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生二孩还担心什么

　　无忧保生育保险资讯：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但是让年轻人愿意生、敢生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准备好，诸多制约生育意愿的因素让年轻人顾虑重重。

　　近日，国家卫计委对外表示，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明显增加，根据统计局发布的抽样调查推算数据，去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为2000年以来最高。出生人口比“十二五”期间均增加了140万以上，而且还是在近年来育龄妇女减少的情况下，“说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还是得到显现的”。

　　一些具体数据也可以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的效果。在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比重在全年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4年、2015年这一比重开始提升，2016年二孩及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超过45％，较2013年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2016年人口出生率为12.95‰，是过去15年来最高的，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86‰，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为过去11年以来最高。

　　不过，尽管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在增长，但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属于低水平，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学者梁建章预测，2016年和2017年将是出生高峰，但出生人口很难超过2000万。从2018年开始，由于堆积生育效应弱化，未来10年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会锐减约40%等因素，出生人口将下降。也就是说，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并不一定能够持续。

　　从人口性别结构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长期以来“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性别偏好，是非法胎儿性别鉴定的一个主要诱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近年来，由于生育率稳步上升，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打击力度的加大，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开始出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是仍然高达113∶100左右，偏离正常水平。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将导致数千万男性尤其是农村地区男性面临娶妻难的问题，形成庞大的失婚群体，引发买婚、骗婚、买卖妇女、卖淫嫖娼、暴力强奸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在出生人口16年最高的背景下，如何继续降低出生人口男女比例，改善人口性别结构，也是一大挑战。

　　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但是让年轻人愿意生、敢生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准备好，诸多制约生育意愿的因素让年轻人顾虑重重。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受调查者，分别占74.5%、61.1%和60.5%。不说幼儿园学位紧张、儿科医生短缺等因素，仅高房价一项就让很多家庭对多生一个孩子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人为限制生育意愿的因素也还存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生育小高峰，但一些用人单位马上便要求女员工“计划怀孕”“排号怀孕”。女性生育权受到不法侵害事件时有发生，女性产假、哺乳假等权益落实不到位。在职场上，因为担心抬高用人成本，用人单位对女性求职者的隐性歧视增强，使得女性面临更为艰难的就业形势。

　　不能改善制约生育意愿的社会条件，年轻人的顾虑就无法解除，生育意愿就无法真正调动起来。面对低生育水平，发达国家多通过奖励、补贴等经济手段，完善提供托幼服务等社会保障措施鼓励民众生育。但目前，我国在减轻家庭育儿成本方面还没有切实、有力的措施。对此，要加快构建配套的政策体系。通过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经济政策减轻家庭育儿成本；通过加快妇幼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的建设，保障女性就业、休假等合法权益，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生育服务和权益保障。只有政府各部门分工协作，构建一个良好的生育环境，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才能够持续，人口才能够维持在健康合理的水平。

　　二孩为何没有预期的多

　　年轻人不愿多生，当然不是中国目前特有的现实。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业已证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年轻人逐渐不想生、不敢生的过程。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成效如何？1月22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该项工作进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披露：2013年以前，二孩在全年出生人口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30%左右；到2016年，二孩及二孩以上在出生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45%。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效果并没有公众想象得那么明显。2015年该政策推出，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比严控政策期间的2013年以前年份提高了15个百分点。十几个百分点当然也不是个小数目，但考虑到以前有太多无法统计的“超生游击队”，这十来个百分点的增长数可能就不算高。

　　报道称，由于高房价加重经济负担等原因，一些家庭在生二孩上还存在顾虑。目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落实全面二孩政策。一项松绑性质的惠民好政策，现在需要几十个国家行政部门联手推进，说明该政策的落实还有相当难度。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是国务院参事。她告诉记者，生二孩需要各种准备和环境，一般需要一段时间的释放。前些年累计的生育意愿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释放，预计2017年和2018年会有一个生育小高峰出现。目前还有一些配套措施没有跟上，须完善各种配套措施，解除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马力女士的话颇有道理，但是她恐怕还是过于乐观了。许多年轻人家庭2016年买（换）不起房，2017年或2018年未必就买（换）得起；2016年小两口收入15万，2017年或2018年未必就能突破这个数；2016年看病难看病贵，入托难入托贵，上学难上学贵，2017年或2018年未必就会有个大改观。

　　年轻人不愿多生，当然不是中国目前特有的现实。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业已证明，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年轻人逐渐不想生、不敢生的过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自己的生活空间本已逼仄，又平添一个“小贝比”甲，“小贝比”乙来打拥堂，简直不敢想。所以，先期工业化国家要制定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孩子还没生下来，母子的所有开销，国家都已预支或转移支付，孩子今后的生活与上学费用也全包了，法律还要求雇主不能解雇怀孕生子的女职工，甚至孩子他爸也可以享受相当长时间的“产假”。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调整相关政策，包括住房、医疗、入托、上学、就业、养老等方面公共政策，也包括计生政策本身。目前，仍然坚守农村的育龄夫妻不多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跟一些城里人一样生不起；农民工新生代，更是连“老家”都回不去了，又怎么可能回去“超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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