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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后 生育政策如何调整 2014年12月19日、20日，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阵容豪华——海内外50余位人口学者到会，其中包括多位人口学界的领军人物。 人口学者们共同探讨了多个问题，包括人口研究历程的回顾、生育政策作为一项重要公共政策的决策机制、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思考、人口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人口老龄化等。 其中讨论和争论的焦点聚于一个核心问题：在加速老龄化叠加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新常态下，生育政策下一步如何调整才能更有利于国家和个人利益。 尽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完全一致，各位学者在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水平、全国独生子女准确数量、全面放开二孩后引起出生堆积的具体数量上尚有不同看法，但总的来说已经形成重要的共识。 共识包括了中国人口已经进入生育率长期走低和老龄化加速的人口新常态，生育政策必须应时而动，做出迅速及符合实际的调整;生育政策调整宜早不宜迟，越迟将会付出更高的成本;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引起此前担忧的巨大出生堆积，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将会大大低于此前预期。 单独二孩遇冷是一剂清醒剂 黄文政:单独二孩申请的数量在持续下降。现在从最开始的每天接近4000例下降到大概每天2400例了。以前有一种说法是到了第二年人数会增加，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有省份都满一年以后，我们大概估算一下总申请数不到90万。实际出生的人数会远远低于这些，因为有些人会因为各种情况最后没有生。 这样我们根据全国的情况作了估测，第一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数就是60万左右，明年可能会低于50万，所以第二年、第三年会反弹这个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马小红：从北京的个案看，申请数量远远低于预期。原来的预增量是5.3万，现在看来可能只有3.3万。到九月底，北京申请二孩的2.8万对，占单独一孩家庭的6.3%。这种遇冷不是北京的特殊现象，全国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育龄群众低生育意愿的真实反映，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原因。即使此后两三年出现生育堆积，也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完毕。北京已与发达国家趋同，生育率会长期低于超低生育水平(编者注：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并难以回升，出现低生育率陷阱现象。 顾宝昌：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以后，大家知道到现在申报的很少，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当时启动的时候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但是没想到各地的反应很小。这次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以说是一剂清醒剂。 当我们忧心忡忡地怕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最明显的表现是生育面的极端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现实表明低生育率下群众的生育意愿确实是低。这让很多人开始警醒，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对人口问题认识的思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它会进一步发酵。 陈永华：单独二孩遇冷是一个现实，其实不是遇冷而是必然，不是意料之外，而是情理之中。因为现在总体的生育率已经非常低，群众的生育意愿也非常低了。总体来说，对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做一个反思，有八个字：谨慎有余、行动不足。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可以看到，联合国包括各方人口机构的预测，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这可能不是一个预测的误差，也不是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认识落后于时代，我们总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迁、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视而不见。 生育政策下一步： 尽快推行全面 放开二孩? 李树茁：为积极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巨大挑战，我认为应尽快推行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宜早不宜晚，建议在十三五初期起实施。 鉴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出生人口高峰问题，可考虑采取分年龄或分区域逐步放开的措施，以避免生育高峰过于集中。 乔晓春：考虑到目前提交申请二孩的人比较少，我们应该加快放开全面二孩的时间，不能太迟。最晚在2015年的下半年，不能等到了人都不想生了才放开，从长远看这将是一个悲剧。 陈永华：生育政策调整的步伐，我们可能要加快了。基于现实的可能，决策者可接受的程度，生育政策的调整应该走分步调整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但一定是决策者所能接受的。我的观点是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过渡，单独二孩期是两年寿命，到2016年到2019年可能就是全面二孩期。 出生堆积并不大也并不可怕 王广州：如果全面放开二孩，我测算的结果是每年出生总人口差不多在2100万左右。超过2800万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单独二孩政策实行后有一些生育意愿已经释放出来了。 翟振武：全面放开二孩到底会有多大的累计出生数目，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到底在什么时间点放开，不同的时间点数目会有很大的差距。其次是生育率，就是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口会生育。 如果你按照60%或者50%或者40%来计算，差距就会非常大。我以前测算的是在2011年放开二孩，按照60%的生育率，可能累计出生数目会有八九千万左右。但是如果按照30%计算，就只有三四千万了。当然我也是赞成全面放开二孩的，只是时间点选在什么时候合适，需要考虑。 乔晓春：我不认同翟老师测算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影响着对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人口学后果的判断，甚至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他的计算基数过高，并且生育率算成70%，比实际高太多了。 根据我的计算，单独二孩之后再放开全面二孩，新增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每年2000万，峰值年份出生人口总量不会超过2200万，峰值总和生育率最高不会超过2.2。 梁中堂：翟教授的测算非常不准确。他使用的基本数据是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所谓独生子女数和国家卫计委下属人发中心的单独二孩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 社会现实中没有人口堆积的道理，这是我1985年在翼城县实施晚婚晚育加间隔二胎生育试点中弄明白的。 2005年前后，上海市等一些地方允许双独户生二孩，也曾预计会有生育堆积带来的生育高峰，结果并没有发生。老百姓早都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有些人却还是在那里害怕出现生育高峰，以为我国还有高生育的时代，那就等着吧。 黄文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每年出生人口也不会超过2400万的，有可能2200万都不到。实际上在大部分国家，出生人口增加是对社会的一个福祉。 事实上，从学生人数来说，不仅是农村在减少，城市也在减少。从1978年到去年，北京的小学学生人数每一年都在减少，所以我觉得用这个生育堆积，作为不放开生育限制的理由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彭希哲：政策调整本来的意图就是希望出生人口多一些嘛。如果有一点出生堆积，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出生堆积是正常的。需要解决的是政府的公共政策调整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均衡，这个是另外的话题。实际上，政策调整越往后面推，政策的成本越高，政策越复杂，成本越高。 陈友华：生育政策调整中出现的出生堆积，应被视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总比没有回潮好，虽然不能改变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缓退潮的速度。所以出生堆积，我们想说的是，日本战后出现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团块人口效应，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创造了人口条件。 对中国来说，调整生育政策后出现的出生堆积也可能为中国下一波经济增长创造了人口条件。 今非昔比，中国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20世纪60~80年代可比。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怀疑中国自身的支撑能力? 郭志刚：以前一直认为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会必然上升，这是一个弹簧理论。认为我们的生育率降低是政策压的。政策放松了，生育率就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它真的是一个弹簧吗?政策放松后还能返回去吗?这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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