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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失业保险早报：1
降费率是表象，背后触及的是社保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否则，降费率将是不可持续的。换言之，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降费率将面临一系列制度结构上的严峻挑战。
今年4月份，人社部和财政部下发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文件。在养老保险降低费率方面，截至今年第2季度，有17个省出台了方案。降费率的初衷是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对于养老保险体系来说，降费率意味着什么？如何深刻理解这一举措？
降费率将促使养老保险加快改革进程
从供给侧改革看，降费率将加深人们对社会保险本质的双重认识。
一是建立起成本意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与发展，动力几乎完全来自需求侧，于是，在需求管理占统治地位的思维里，待遇水平越高越好。但从供给侧角度考虑时就会发现，它不仅是工人的福利，也是企业的重要成本，甚至是一把双刃剑。在很多国家，成本概念和投入/产出的分析框架早就有之，并成为预测长期财务可持续性的主要工具。例如，美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老遗残信托基金的核心概念就是制度成本。它是指养老金支出和制度行政运行成本等。
二是在观念上重塑社会保险的收支概念。制度成本派生出成本率，即指一年的制度成本支出占当年的工薪税基数的比例；进而还有收入率，主要是指工人的缴费和利息收入占当年工薪税基数的比例。收入率减去成本率为负值，意味着收不抵支，就需要调整制度参数。降费率意味着减少收入，在支出为刚性的条件下，就需一揽子调整参数，以改善制度供给的质量。因此，供给侧改革改变的首先是观念和概念，然后才是制度本身。
既然养老保险问题主要是制度收支的平衡问题，那么，降费率后这个矛盾将会尖锐起来。因此，正如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近期主要改革任务有三个：一是完善个人账户制度，以加强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扩大缴费基数，提高制度收入，提高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二是尽快实现全国统筹，以实现全国范围的基金调剂，化解财务风险；三是实现精算平衡，这是评价养老保险制度的基准。
从结构性改革来看，降费率具有双重政策含义。一层含义是，降费率是对社保体系参数的调整，从稳定收入预期和保证消费需求的角度看，社保体系改革属于中国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从企业财税体系的角度看，减税降费无疑也属于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另一层含义是，降费率是表象，背后触及的是社保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否则，降费率将是不可持续的。换言之，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举措，降费率将面临一系列制度结构上的严峻挑战。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社保改革的战略部署，是实现以降费率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改革的路线图。
降费率要有长期意识
降费率不仅是权宜之计，还要有长期思想准备。因为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的通道，企业面临利润压力，财政也面临减收的压力，对降费率要有长期打算。
这是因为：其一，我国费率居高不下，在全世界的社保制度中名列前茅，要将降费视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措施，将多年来没有做到的改革进行下去。这是适应新常态的一项重要调整。脚步迈进新常态，脑袋也要跟着进入新常态。其二，我国经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始终居高不下，形成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之一，中央使用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个词非常形象，判断非常准确。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应有一个长期意识，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微观经济环境，减轻经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其三，费率一旦降下来，就难以再恢复。降费率也有刚性，社会保险制度的缴费水平和待遇水平应有稳定的预期，如果在经济景气时缴费水平高，待遇水平也高，经济不景气时缴费率下降，替代率也随之下降，预期就会受到极大影响，制度在供给侧就会遭遇反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明确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一提法提醒我们，对降费率要有一个长期意识。
降费率对社保制度改革来说属于参数性改革，但从适应新常态的角度看、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来看，属于结构性改革。对养老保险改革来说，缴费率、赡养率和替代率这三个参数相互制约，调整一个将直接影响其他两个参数。对于社保制度改革来说，尤其是对于现收现付制度来说，降费率是参数式改革。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认为养老保险改革有两类改革，一类是结构式改革，一类是参数式改革。参数式改革就是调整三个参数，比如面对人口老龄化时，很多国家提高退休年龄，其目的是为了调节赡养率，调节赡养率的目的是为了缴费率不提高，替代率不下降。而赡养率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因此，只能调整退休年龄，以此来间接调整制度赡养率。
如果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问题就复杂了，这就不仅是参数式改革：其一，降费率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供给侧的所有参数式改革均构成经济运行的结构性改革；其二，在目前五项保险制度中，降费率几乎都需要将调整制度结构放在首位，至少要同步进行，或者说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否则，将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最终引发需求侧异动。因此，上述分析显示，社保制度参数式改革，实质上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降费率呼唤大力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以降费率为主要任务之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为第一支柱养老金改革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为全面推进已运转12年之久的第二支柱养老金带来了巨大动力，扩大企业年金参与率将成为第二支柱下一阶段改革和修改《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主要内容，同时，也为尽快出台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税优政策和制度设计带来巨大推力。就是说，第一支柱降费率为第二和第三支柱的发展带来巨大空间。
与规模庞大的第一支柱相比，第二支柱规模实在太小，无足挂齿；第三支柱目前还没有明确政策和制度设计，处于空白状态。但实际上，在很多发达国家，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早已被视为社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与市政基础设施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尤其是第二和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明晰的个人产权和量化的账户资产等特征，使之在家庭财富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一个重要部分。且看以下英国和美国家庭财富中个人养老金的地位。
在英国，家庭财富就被视为由不动产、实物财产、金融资产、个人养老金四个部分构成。截止到2012年底，全英家庭财富净值是9.5万亿英镑，其中，不动产3.5万亿，实物财产1.1万亿，金融资产1.3万亿，个人养老金3.6万亿。由英国家庭财富净值构成可以看出，养老金的重要地位，其规模非常可观，几乎是金融资产的3倍，是金融资产和实物财产的2倍多。如果剔除养老金，全英家庭财富净值仅为5.9万亿，或者说，英国家庭财富净值里有三分之一是养老金。从养老金分布来看，76%的家庭拥有个人养老金，其中，私人部门40%的雇员拥有个人养老金，人均市值中位数为2.4万英镑；公共部门雇员拥有养老金的比例高达85%，人均中位数高达4.3万英镑。
根据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15年6月底，美国家庭财富毛值为99.99亿美元，减去家庭负债14.28万亿，其家庭财富净值为85.71万亿美元。在85.7亿美元净值里，不动产24.6万亿，物质财富5.6万亿，金融资产34.4万亿，养老金资产21.1万亿。在养老金资产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资产是17.2万亿，57%的家庭拥有企业年金，平均每个家庭22万美元；第三支柱个人退休账户7.4万亿美元，34%的家庭建立了个人退休账户，每户平均18万美元。
英美两国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家庭财富的构成中，金融资产比重大大高于英国，是英国的三倍多，而养老金、不动产和实物财产却比英国略低一些，或者说，美国的养老金财富大致占其家庭财富净值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英国占三分之一强。
根据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的披露，我国家庭财富总值为22.8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日本排第三，为19.84万亿美元，英国第四，为15.6万亿美元，法国和德国分别为第五和第六，家庭财富总值分别为12.7和11.9万亿美元。在我国家庭财富总值的22.81万亿美元中，剔除债务7.9%，家庭财富净值为21.0万亿美元，其中，金融资产52.1%，非金融财富47.9%。金融资产是减去个人养老金之后得出，不动产是从非金融财富中占69.2%的比例推算出来的。
与英美相比，我国家庭财富净值的构成有以下特点：一是存款占比高，定期和活期合计占金融资产的70.7%；二是不动产占比太高，财富流动性不好；三是个人养老金规模严重失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三个特征说明，我国家庭财富构成严重失衡，因此，应有针对性地通过调整税收政策，调整家庭财富结构：一是个人养老金比例太小，应大力发展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在家庭财富中属于长期财富，回报率稳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二是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构成，扩大养老金比重意味着相对缩小不动产占比份额，这是调整家庭财富结构的主要手段，其目的在于降低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的不动产贬值风险预期，使个人养老金成为重要的替代性财富，真正发挥社会基础设施的作用；三是利用税收手段，吸引居民将银行存款搬到个人养老账户中，这种财富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提高了回报率，增加了居民财富总值，还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投资基金。
图表/赵乃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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