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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楚商》杂志记者 | 曹巍
鉴于目前具体国情，我国目前只能采取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因此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很科学的，既符合国情，也符合我国的民情。
——邓大松教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明确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放心保）费率五大有关社保的重大问题。
12月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态，我国将先从退休年龄最低的群体开始，以“一年提高几个月”的推进方法，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延迟退休年龄。并表示将适时出台解决养老金“双轨制”措施。
“大统一、小差别”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是国家社会保障重点研究基地，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有20多年的研究历史，为此，新楚商记者采访了该保障中心主任（负责人）邓大松教授。
他表示，国家必须制定和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是自己一贯的主张，政府制定这一决定也采用了相关专家和学者的建议。
他说，在由自己负责撰写的《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报告2012》中明确指出，推出延迟退休机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三者缺一不可：一社会要有过剩的生产资料，国家要提供大量的生产资源。但我们国家资源毕竟有限，国土有广大的沙漠和戈壁，国家虽大，资源还相对匮乏。二国家能够提供更多的有效工作岗位。但我们国家能够提供的有效工作岗位是有限的，根据目前国内GDP和科技发展现状，我国每年由政府提供大约七、八百万到一千万个有效的工作岗位，而我们国家每年有600多万（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字，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高达699万）大学毕业生，还不包括研究生、大专生，中职生，加上国家每年像转退军人的政策性安排，这些矛盾比较突出。三劳动力资源缺乏。西方国家延长退休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但我们国家有7亿多现有劳动力，劳动力资源是过剩的。以上三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我们国家怎么能够“一下子”延长退休年龄呢？
邓大松指出，对于延长公民养老金，多交一年就等于少领一年，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工作岗位是个一定量，如果在业人员延长一年，那么新就业人员就会推迟一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一个多缴一年一个少缴一年，但从长远来看，一减一加效果还不是相等的吗？
鉴于目前具体国情，邓大松认为，我国目前只能采取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因此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是很科学的，既符合国情，也符合我国的民情。
在国家采取渐进式延长退休的大政方针的指导下，邓教授认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大统一”下允许有“小差别”。他表示，有些地方有些领域，不仅不能延长退休年龄，而且还要缩短退休年龄。如从事危险工作的劳动者，地处高原地区、缺氧地带和地下作业的劳动者，工作条件很艰苦，因此人的寿命相对缩短，如果还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那这部分人对缴纳养老保险会持怀疑态度，也会有‘是否能活到拿退休金的那一天’的忧虑。他认为有些领域和部门，又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如科研、学校、教学实验等部门，如果提前退休的确会造成资源浪费，因为知识有个积累的过程，像这样的人才，随着时间的积累，知识会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对于延长退休不能实行“一刀切”，适合实行“有弹性”的退休机制。
“补短板、讲公平”
至于社保缴费率的调整，邓教授建议应该适当往低调，不要太高。他认为社会保障金的补充应该属于社保理事会考虑的范畴。至于三中全会提到改革养老金的统筹，主要指国家基本养老金的统筹，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问题，“补短板、讲公平”主要体现在基本的保障部分实行全国统筹。
早在2002年，邓教授在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上已经提出，社会保障渐进式的过渡到全国统筹，目前基本养老金做全国统筹的条件是具备的。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的统筹能力、统筹力度是比较强势的，该统一的地方统一起来有利于社会保障的公平，‘大的要统筹，小的要搞活。’这是一个集中和民主的问题，有利于办大事，而基本养老金就是大事，这是一个民生问题，我们知道‘民生无小事’，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够分享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全国企业、事业单位、农民、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金统筹是不是同一个标准呢？邓大松说，答案是否定的，有差别是肯定的，不同类别的人处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所以养老金统筹有差别很正常，如农民有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可以自种蔬菜和粮食，而城镇居民却不具有这样的资源，如果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与城镇居民一样，对城镇居民来说也有失公平。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也是有等差的，因为企业职工的收入是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来定的，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不具备生产经营的条件，基本养老金就应区别对待。制度统筹是规定人人享有养老保险的权益，但享受养老金的量上还是有区别的，要区别对待。
另一个是“并轨”问题，“并轨”是应该的，因为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都是社会的劳动者，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们退休后有两种体制致使待遇有差别，而且差别比较大，形成这种“双轨”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这种不公平从长远来看，必须要“并轨”，但还是要区别对待，如企业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他们也可以有其他的收益来源，但作为机关和事业单位，由于受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你说他们有更多的收益来源，一不可能；二不允许。因为作为公务人员追求的是公共目标，从事的是以公益性为主的事业，而企业职工追求的目标偏重于经济效益。
企业职工、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由于他们工作性质、工作目的性不同，所以他们的收入水平是有差别的，这种收入水平自然会带到他们的养老金制度中。而养老金实行“并轨”后，待遇上虽然还是有所区别，不过不会像现在一样区别高出好几倍，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并轨”后让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并轨”是必要的。同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并轨”也将为建立全国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准备条件、创造条件、积累经验，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
只做“加法”不做“减法”
邓大松说，至于社保缴费率调整减轻企业负担，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整企业缴费以后，养老金的缺口不是更大了吗？按现有的缴费标准和集资看，每年应该还有结余，为什么会出现缺口？
邓大松分析，这是经济转型以后出现的一种情况，也就是社会保险统筹实行个人账号相结合这样一种模式引发的一个问题，我国在推行社保以前实行的是“劳动保险”制度，把本应该属于一种社会保险却办成了企业保险，没有积累，这是一种转制后的隐性债务问题。
针对以上情况，邓大松说；“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按我们国家现有的财力，即使有缺口也是可以弥补的，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建议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和劳动者都要遵守社会保险法，积极参加社保，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还有我们的企业要积极参加‘企业年金’制度，我国早在04年就出台‘企业年金’制度，但‘雷声大、雨点小’，响应参加企业年金的企业还是少数，所以我们要反思‘企业年金’制度顶层设计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问题主要是采取自愿性，随意性太强。自愿性表示，企业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与中国人本身所具有的做事低调、不显富这样一种文化心理有关。邓教授认为国家应该采取强制性，强制企业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的人性化退休制度得以实施，才能让老人退休后的生活过得更加体面、更有尊严”。
养老改革涉及到多方利益，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解决各种阻力？邓大松认为，如果国家采取公平、均等同时又有差别的措施，满足社会各层次人们的需求，他相信不管是社会还是每个公民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个农民比城镇居民就是每月少拿500元，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说，关键是政府的工作要做到位，阻力不是来自哪一部分人，而是来自我们一部分不能实事求是的政策，也来自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人们没能直接得到养老金收支数据的官方信息，于是造成人们道听途说的恐慌心理。即使像社会流传的养老金存在18.3万个亿的缺口，也不能说明我们的养老金发不出来，它只能是作为一个债务的统计和测算。
他建议，任何改革包括社保改革，只要牵涉到人们根本利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让人们“有想头、有看头、有盼头”，就不会有阻力。邓大松指出，在养老改革中，只要政府做好做细工作、政策透明、信息对称，多做“加法”不做“减法”，这样才能使改革顺利平稳的推进。
无忧保的快速发展，是中国3亿无法正常缴纳社保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也是政府的“互联网+人社”的一次大胆尝试。 小编有话说：谢谢这么优秀的你来看文章，有什么想对小编说的尽管来吧，大家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欢迎大家踊跃发表疑问，欢迎吐槽，社保生态圈群：248069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