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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职场指南早报：导读：
历史心理小说第一人陈禹安说，“所谓历史，其实是一间巨大的心理实验室，一打开门，看到的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在“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中，他把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心理挖掘的淋漓尽致。《鞭楚》记录的是在春秋末期，楚吴越三个南蛮国家数十年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恩怨情仇的故事。楚国在楚平王当政的时候，重用佞臣费无忌。费无忌为了一己之私，先是撺弄楚平王诈夺为儿子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孟嬴，后来又离间楚平王和太子建的父子关系，终于导致太子建被废，亡命天涯。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进一步鼓动楚平王杀害无辜的忠臣——太子太傅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顾惜父子之情，主动陪父亲就死。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却不甘心接受昏君奸臣的摆布，怀着对故国故土的深仇大恨，历经千难万险，逃亡至楚国的敌国——吴国。为了借助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伍子胥殚精竭虑，帮助吴国的公子光**吴王僚，成为吴国之王（即吴王阖闾）。此后，伍子胥又帮助阖闾筑建都城，延揽贤才，强兵富国，终于在苦苦等待了十六年之后，率领吴兵，势如破竹般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复仇的念头不但为伍子胥提供了永不枯竭的人生动力，也推动他冲破了所有世俗规则的束缚。他以楚国旧臣的身份，以下逆上，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楚国历代国君的宗庙，还将已经死去的楚平王掘坟鞭尸，畅快淋漓地报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是为“鞭楚”。
但是，楚吴两国之间的仇恨却并没有因为伍子胥的复仇成功而消弭。相反，伍子胥的这一次复仇，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仇恨。吴国的另一个邻国越国，借着吴楚交兵的机会，对吴国的后方发起了攻击。吴王阖闾退兵回国休整后，为了报复越国，又亲率大军对越国发起了攻击。但是，阖闾过于托大，阴沟翻船，不慎被越国击败。英雄一世的阖闾本人也为这一次失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吴越两国由此结下了无法开解的血仇。重臣伍子胥扶立太子夫差继位。夫差朝夕不忘越人杀父之仇。在为父守丧三年后，他亲自出征，对越国发起了报复性的攻击。这一次，实力弱小的越国不再拥有前一次的幸运，被强悍无敌的吴国打回原形。越国精锐大部被歼。越王勾践深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无可幸免，他只能倾尽最后所剩的五千死士，与吴兵拼个玉石俱焚。但越国大夫文种利用吴国内部的矛盾，巧妙斡旋，争取到吴国宠臣伯嚭的鼎力支持，否定了伍子胥必要将越国赶尽杀绝的主张。机心暗藏的吴王夫差转而要求越王勾践偕同夫人到吴国为奴，为阖闾守墓，以期通过对勾践的人身侮辱来达至为父复仇的目的，是为“辱越”。
越王勾践在吴国忍受了三年的屈辱之后，最终赢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夫差释放回到越国。
然后上演了一部被后世人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励志故事，这就是蒲松龄的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细细盘点整个中国历史，兵败被俘、屈身为奴的君主并非只有勾践一个，但能够坚忍不拔、忍辱负重、绝地反击、以弱胜强、实现惊天大逆转的，却只有勾践一人。勾践完成的这一举世无双的丰功伟业，就叫做“吞吴”。人们把勾践的成功称为“吞吴”。这一个“吞”字非常传神地表达了勾践所取得的成功的侥幸与不可思议。当我们比喻人心不足时，往往用“蛇吞象”来表达。一条小蛇和一头大象，相差何其之大，但是小蛇竟然想要吞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越吞吴”就等同于“蛇吞象”。因为长期以来，就实力而言，吴国不啻是一头大象，而越国只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小蛇。勾践之所以能够完成举世罕见的“蛇吞象”，也是和他自己的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分不开的。这就是越王勾践的励志故事“吞吴”。
读春秋时代的故事，洞悉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
以史为镜，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比《二号首长》还好看的官场斗争、职场励志小说。
陈禹安说：
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中国人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得以成型的一个重要基底期。而吴越争霸又是其中最为波澜壮阔、惊心动魄，且极具样本意义的一段历史。其间，道德的坚守与唾弃，人性的扭曲与挣扎，承诺与背叛的博弈，忠孝与仁义的抉择，汇成了万千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激起了无数心海狂澜，情丝乱缕。
所以，我用心理学的手术刀来解剖这段历史，也就有了这套“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这一幕幕已经过去的历史，彷佛是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心理学实验。在这些不可复盘的“实验”中，楚平王、费无忌、太子建、伍子胥、阖闾、要离、孙武、楚昭王、勾践、夫差、伯嚭、 孔子、子贡、范蠡、文种、西施等诸色人等在独特的文化情境中本色“出演”，他们用生命经历的心灵抉择与命运煎熬，值得我们感同身受，更值得我们引以为镜。
今天我们阅读第六部分。以下摘自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一《鞭楚》第20——22节。
伍子胥和专诸结拜兄弟，古代的兄弟观今人无法比
这个大汉叫做专诸，是吴趋的一个勇士，平生好义，不畏**，可以力敌万人，看到他人有不平之事，往往拔刀相助。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事母至孝，对母亲的话从不违逆。即便他在盛怒之时，只要母亲一声呼唤，也会立即平息。这也说明，专诸是一个自我监控能力极强的人。
刚才伍子胥看到的那一幕正是如此。伍子胥向旁人打听明白后，心中有了强烈的结交意愿，但他看了看自己的这副狼狈模样，不由自惭形秽，没敢贸然上前。
但伍子胥绝不是就此放弃了。他的退缩只是为了更好地向前。
在深入吴境三百里，又因为专诸的事与吴国人深入交谈后，伍子胥终于从“惊弓之鸟”的心态中摆脱了出来。一个人往往不能同时关注两件重要的事情。当伍子胥还时刻想着逃亡的时候，他所有的智慧都用于逃亡。而当他终于感受到了安全后，他的心智就可以用来为自己的复仇大业做规划了。而结交专诸，正是他即将展开的复仇大业的第一环。
当夜，伍子胥找了个旅店住了下来，好好地梳洗了一番，并翻出行囊中仅有的一件赤色衣服换上。尽管身处穷途，但他决定，还是要以目前所能做到的最闪亮的姿态出现在专诸面前。
伍子胥这么做，极富深意，也十分契合人际交往的基本心理规律。
我们知道，人们在展开交往时，往往受第一印象的影响（首因效应）。如果伍子胥衣衫褴褛地出现在专诸面前，尽管专诸也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显然，专诸是不会轻易地为一个看上去甚至还不如他的人（状如乞丐）所折服的。那么，伍子胥的良苦用意就只能付诸东流了。
伍子胥对自己的外表是很有信心的。这一路走来，他的“状貌奇伟”已经折服了不少人而让他们无私地施以援手。但是，伍子胥对自己的衣装却失去了信心，所以，他必须沐浴更衣后，才有足够的自信前去探访专诸。
服饰对于在社会交往中创建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无法通过对内在品质、能力来对一个陌生人进行判断时，我们往往（也只能）通过外表以及服饰等外在的特征来进行判断。
这一点在我们现代依然存在。当然，我们现在主要通过衣服的品牌、质地以及相关的手表、戒指、项链等配饰来判断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所属阶层（人的这种认知特性也给骗子们提供了大量的机遇）。而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服饰虽然没有品牌，但却通过不同的颜色、质地、图案来昭示穿着者的身份地位。
比如，西周时期，以朱色、赤色为高品级，到了秦朝改以黑色为高贵之色，到了汉朝则先后以赤色、黄色为贵，后来又以赤色为贵。这是因为，先民们最早所能运用的染色剂只能是自然可得的，而赤色和黑色来自于相应的矿石，其他的颜色则要等到工艺技术不断提高后才有可能出现。
伍子胥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也属于西周之后的东周时代。所以，大致还是以赤色为贵。伍子胥生于大夫世家，属于贵族阶层，平时所穿衣服均是赤色。而一般的草根阶层，所穿的只能是粗布褐衣。当初东皋公帮伍子胥巧过昭关时，就曾给他换上了一件紧身褐衣。现在，他拿出这一件压箱底的赤袍换上，无非是要向专诸表明：自己是来折节下交的。当然，这一件赤袍在逃亡时是断然不能穿上身的，否则很快就会惹人生疑。
果然，相貌堂堂的伍子胥来到专诸的住所，顿令蓬荜生辉。伍子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又向专诸诉说了自己蒙受的奇冤大仇。
专诸听了后，第一句就说：“您既然负此大冤，为什么不去求见吴王，借兵报仇呢？”
这句话表明专诸绝非一勇之夫，而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事项中迅即发现关键要点。伍子胥孜孜以求的心事被他一句话就揭穿了。
伍子胥略显尴尬地轻笑了一下，说：“可惜没有引荐之人，不方便自己找上门去。”
专诸听了，愣了一下，心想：“如果你来拜访我，是想让我把你引荐给吴王，可能就找错人了。我一介草民，和吴王可是从来打不上交道的。”随即说：“您说得对。那么，您今日光临寒舍，不知道有何见教？”
前面我们已经领略过了伍子胥的说服能力，几乎无一成功。不知道他今天面对专诸，会说出一套什么样的话来，可以让专诸认可他，并愿意为他效力。
伍子胥说：“我听说了你孝敬母亲的行为，十分敬仰，所以想和你结拜为兄弟。”
伍子胥的这一次说服还是很巧妙的。他采用的其实是“以情动人”的外周途径。如果他一上来就夸赞专诸勇武过人，然后再提出结拜的要求，傻子也会立即明白他不过是想利用专诸的勇猛来助力自己的复仇大业。那么，即便专诸是出了名的古道热肠，恐怕也要掂量一番。而伍子胥却狡黠地以专诸的另一项重要特征——事母至孝——来打动他。这其实正是专诸最大的软肋。
事实上，就孝道而言，伍子胥和专诸根本就不是一路人。父亲以书信见召，伍子胥却绝不肯去。而专诸正在厮打之中，只需母亲一句话，就可以立即罢手。
所以，伍子胥以孝道说事，显然只不过是他的说服策略，而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达。这是伍子胥一生中罕有的“不真实地表达内心想法”，但却收到了奇效。
专诸听了，十分开心，立即跑进屋去，告诉了母亲。经母亲同意后，两人当即结拜为兄弟。专诸及母亲之所以这么快就认可了伍子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伍子胥出身于大夫之家，身份尊贵，虽然目前处于逃难状态，但比之一介草民的专诸，还是要高出很多。是谓以高就低。
其二，伍子胥对于专诸孝母的高度认可，不但让专诸高兴，也让专母心花怒放。毕竟，谁会不在意社会评价呢？如果专诸不在乎“孝”的名声，他的“孝”也许还达不到如此的程度呢。
两人结拜，伍子胥年长两岁为兄。随后，伍子胥请求拜见专诸的母亲。名义上，这也是他的母亲了。专诸请出母亲大人以及老婆孩子一道与伍子胥相见。专母又再听伍子胥说了一遍他的痛苦家史。当她听到伍子胥的妻子贾氏为了不拖累丈夫而悬梁自尽时，不由流下了眼泪，若有所思。
专家盛情招待了伍子胥，并留他和公子胜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伍子胥对专诸说：“兄弟，我将辞别你去都城，想办法求见吴王。”
这声“兄弟”一叫，专诸这个实诚汉子就只能将自己全盘交付给伍子胥，再也不能推托了。
为什么“兄弟”二字有如此神奇的效力呢？
在进化心理学中有一个汉密尔顿规则。这个规则提出了一个内适应性理论。每一个个体的所有亲属都是其基因的载体，但是价值不一。我们和我们的父母、子女以及同胞之间的遗传相关度（亲缘系数）是0.5，和我们的祖父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妈、姨妈等的遗传相关度是0.25。依此还可以继续类推。
内适应性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人的利他行为。利他本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不能完美解释的一个命题，而汉密尔顿规则提出了重要的修正。当你路过河边，看到你的一个亲属落水，如果你去施救，有可能搭上自己的性命。按照汉密尔顿规则，如果你能够救出3个兄弟（而不是1个），你才该冒险跳进水里救人。或者，如果你能够救出5个侄子或外甥，才该冒险施救。
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并不一定会遵守内含适应性的逻辑，汉密尔顿规则只是限定了帮助亲属的基因能够得以进化的条件而已。但如果某个个体的基因违背了这一规则，自然选择就会无情地将其淘汰。
内适应性理论可以用来合理解释普遍存在于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无私利他行为。而当人们的基因将这样的亲属间利他行为视为定式而不断遗传后，仅仅是一声亲属的称谓就有可能唤起人们潜意识中的亲属心理。
比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乞丐说：“喂，老兄，给我来点零花钱吧。”你当然不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老兄”，但这声“老兄”却可能唤醒了你体内基因中来自千万年前的“必须要对兄弟施以援手” 的记忆，你也就更有可能真的掏出你的钱包。这一策略也广泛地见诸欧美一些大学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合会中。这些团体内部都以“兄弟”、“姐妹”互称，对于团体的凝聚力不无小补。
伍子胥和专诸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通过正规仪式而结拜成兄弟，相互间也就要按照兄弟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来行事。
专诸听了伍子胥的话后，说：“吴王好勇而骄，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这句话更是专诸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的体现，日后吴国历史的进展完全应验了他的这句话。
伍子胥说：“蒙兄弟指教，我当牢记。异日有用到兄弟的地方，万勿推辞！”
一句话里带了好几个“兄弟”！再加上一句“万勿推辞”，功利之心跃然而出！伍子胥此时一门心思想的只是要让专诸日后为自己效力，其实根本没有在意专诸那句话里的深意。也正因为没有听懂专诸的话，伍子胥的复仇之路才要经历更多的坎坷，甚至有可能半途而废……
心理感悟： “兄弟姐妹”的称谓是打开非血缘者心门的重要密码。
伍子胥梅里三弄断人肠 意欲何为？
“兄弟”不是白叫的，面对伍子胥提出的“万勿推辞”，一向重义的专诸怎么能推辞呢？当然是应诺连连。
伍子胥满怀欢欣而去，却根本没有体味专诸前面那句话里的深意。
专诸说的那句话是：“吴王好勇而骄，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
这一年是吴王僚担任吴王的第五个年头。专诸不过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介草民，但就是这样的一介草民，竟然也对吴国的朝政，以及吴国最重要的两个政治人物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这足以说明，在吴王僚执政的这五年中，一方面他自己已经渐失民心，而另一方面，公子光通过苦心经营赢得了好名声。
伍子胥千辛万苦而来，为的就是寻求吴国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复仇之梦，但这样重要的信息他却置若罔闻。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人往往是通过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来给他人贴上标签的。而一个人拥有多个侧面的特征，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追求捷径的认知特性，它不可能认真审视他人的每一个侧面来做出第一印象的判断，它只会选取最容易感知或最为独特的那个侧面来“塑造”标签。
伍子胥第一次看到专诸的时候，他正与人激烈缠斗。这一场景生动而形象，由此，在伍子胥的心目中，立即形成了专诸是一个“一勇之夫”的刻板印象。伍子胥也因此受首因效应的约束而没有认识到专诸其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而在人的认知偏见中，勇猛往往和智慧不属于同一阵营。一个勇猛的人是不太可能提出有智慧深度的建议的。所以，专诸提出的建议并没有引起伍子胥的重视。
伍子胥辞别专诸，带着公子胜往吴国国都梅里进发。
此时的吴国，国力虽然日渐强大，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似乎还很一般，还没怎么脱离原来荒蛮之国的桎梏。这一点从梅里的城市面貌就可见一斑。只见城郭卑隘，朝市粗立，和楚国的郢都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但这些对伍子胥来说，都不重要。伍子胥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与吴王僚搭上关系。本来他也可以直接去请见吴王僚，但直接送上门去效果就不太好。伍子胥能够想到这一点，说明他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不断地成长、成熟。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他确实是一个深具智慧潜力的人，而生死悬于一线的恶劣环境将他的潜力狠狠地激发了出来。
伍子胥苦思良久，想出了一个极有创意的办法。他将公子胜留在城郊之外，自己再度换上褴褛破衫，披头散发，光着脚丫，拿了一管竹箫，来到梅里的闹市，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一路走，一路吹箫，吹完箫就唱上一段。歌词分为三段，可以称之为“梅里三弄”。
第一叠云：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郑身无依，千辛万苦凄复悲！父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二叠云：伍子胥！伍子胥！昭关一度变须眉，千惊万恐凄复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三叠云：伍子胥！伍子胥！芦花渡口溧阳溪，千生万死及吴陲，吹箫乞食凄复悲！身仇不报，何以生为？
伍子胥的这个做法其实就是不情愿卖家策略的萌芽之作。所谓“不情愿卖家策略”，就是说明明内心里很想卖，但却偏偏摆出一副不想卖的架势，诱引有意的买家主动前来，并不惜高价**。不情愿卖家策略所能达到的效果，显然要远胜于主动送货上门，声嘶力竭的兜售。
伍子胥的最终目的是要借兵报仇。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得受到吴王僚的重视、重用。所以，伍子胥极具开创性的“梅里三弄”就等于是为推销自己而自编自演的一出行为秀。伍子胥的创意精髓后来被后世另外两个著名的人物所沿用，并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两个人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徐庶。诸葛亮将“不情愿卖家策略”发挥到了极致，引得明主刘备三顾茅庐，传为绝世佳话。而徐庶则也在刘备顿扎的新野闹市上狂歌放浪，高吟“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厦将倾兮，一木难扶。四海有贤兮，欲投明主；圣主搜贤兮，却不知吾。”也成功地吸引了刘备的关注，而让自己成为了刘备的首任军师。（诸葛亮、徐庶事迹，详参“心理三国三部曲”之《心理诸葛》）
诸葛亮和徐庶利用这个策略取得的成效远比伍子胥本人为大，但这也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缘故。所以，首创之功还是要归在伍子胥的名下。
伍子胥一连“表演”了数日，虽然围观者甚众，但庸碌之辈却哪里能识透其间的深意呢？如果我们将其与徐庶的做法做一对比，就可以知道，伍子胥的欠缺之处在哪里了。徐庶直接针对的是刘备求贤若渴的现实需求，而伍子胥反复强调的则是自己的血海深仇。如果你要吸引别人，打动别人，当然是要急他人所需才能奏效。像伍子胥这样的表达，别人也可能认为是无关之人因同情伍家父子的遭遇而鸣不平，不一定就是伍子胥本人所为。而更重要的是，伍家父子的深仇大恨，和吴王僚又有什么干系呢？人家凭什么要来主动搭理你呢？
所以，伍子胥迟迟未能如愿。本来，伍子胥只能直奔“梅里第一民间艺人”的称号而去了，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这还是要从专诸的那句话说起。
吴国此刻是吴王僚当政，他是前一任国君夷昧之子。子承父业似乎理所应当，但吴国的情形大为不同。吴国奉行兄死弟及的继承制度。夷昧的父亲吴王寿梦有儿子四人，依次是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寿梦本想把王位传给小儿子季札，但与礼不合，只好让诸樊继位。但几个儿子都很孝顺，知道父亲的真实想法。所以，诸樊死后没有将王位传给儿子公子光，而是传给了二弟馀祭。馀祭死后又传给三弟夷昧。这样传承的目的，就是想最终把王位传给老四季札。但没想到，夷昧死后，季札竟然不愿继承王位。夷昧之子僚抓住机会，抢先一步登上王位。而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心里就很不服气，他认为这王位本该是他的，但被僚捷足先登后，只能隐忍下来，致力于礼贤下士，搜罗人才，以图异日伺机夺回王位。
这就是专诸所说的“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这句话的大背景。如果伍子胥早一点探访清楚，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
公子光为了寻访人才，特意向吴王僚举荐了精于看相的被离，专门在市面上巡视，其目的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才。
这一天，当伍子胥再一次在市面上“巡回演出”，哀怨的箫声终于被被离听到了。被离走近一看，眼前之人，虽然状若乞丐，但其面相却贵不可言。要知道，这个被离可是一个相术大师。一般人仅仅是从伍子胥状貌雄伟而对其高看一眼，而被离则另有妙术来判断一个人的凶吉前程。
被离看了伍子胥的相貌，不由大惊，自语道：“我相人无数，从未见过如此的相貌！”再一细听他的“梅里三弄”，联想起不久前楚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当即断定眼前此人正是伍子胥本人无疑。
被离立即想起了公子光交给自己的“潜伏使命”，他当即分开众人，将伍子胥请入自己的办公之地，又请伍子胥上座。
伍子胥心中暗自高兴，却故作不知，谦让了一番。
被离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楚国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员出逃外国。您大概就是伍员吧？”
幸福来得太快，往往让人不敢相信其真实性。伍子胥踌躇了一下，竟然没有立即应答。
被离微微一笑，说：“我不是要害你。我是看你状貌非凡，想帮你获得一场大富贵。”伍子胥这才承认自己就是伍员。
相术是一种神奇而神秘的文化，非为中国特有。西方也有类似的颅相学。相术大师被离从伍子胥的容貌上看出他必将大富大贵。相术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力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心理学实验。
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约150名米尔斯女子大学的大四学生同意让科学家长期研究她们的生活。在接下来的50年中，这些女性持续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个人资料，包括健康、婚姻、家庭生活、职业以及幸福感等。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肯特纳和哈克查看了这些女性在20多岁时为大学毕业纪念册拍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子几乎都面带笑容。
此前，法国科学家杜胥内·德·波洛曾经对人类的面部表情会牵涉到哪些肌肉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当一个人露出真心的笑容时，眼睛周围的眼轮匝肌会紧绷，把脸颊往上拉，把眉毛往下拉，从而在眼睛周围产生微笑的细纹。而当一个人露出虚假的笑容时，眼睛周围不会出现这样的细纹。后人将真心的笑容称之为“杜胥内式笑容”。
肯特纳和哈克通过研究这些女孩子的笑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约莫一半露出“杜胥内式笑容”的女孩子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生活得比另一半露出虚假笑容的女孩子要幸福得多！
谁能想到呢，一些眼睛旁边的细微皱纹竟然可以预示着一个人的幸福与否！而中国的相术所涵盖的范围要比眼睛旁边的细纹广阔、精深得多！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以足可获得科学承认的方式来证明相术的神奇性是真实无疑的，但至少，上述的这个心理学实验可以让我们不至于一棍子将相术打死，并将其扔进“封建迷信、历史糟粕”的垃圾箱中，不屑一顾。
被离的这句话让伍子胥十分开心，尽管他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人们对他“状貌奇伟”的称赞与敬仰。
三人成虎，谎言重复一万遍至少会让那个直接承受者接受、视为真理，并按此行事。在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开创隋朝的隋文帝杨坚，本是北周的一个大臣。他也因为“状貌奇伟，有天子之相”而屡屡为相士称道。持续的心理暗示，给了杨坚无比的勇气，让他终于迈出了篡位自立的步伐。
当伍子胥在异国他乡听到被离对他的称赞及预言后，他终于放下了背负已久的重压，深深觉得，云开雾散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历经千辛万苦的他一瞬间有了一种浑身放松的感觉。
但是，他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心理感悟： 海水不可斗量，人却可以貌相。
衣装一件胜千言 伍子胥为何总遇贵人？
被离正盘算着要将伍子胥推荐给公子光，他手下的侍从却已经飞快地将此讯息报告给了吴王僚。
吴王僚这点政治智商还是有的。公子光推荐的人，他多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吴王僚虽然如公子光所言任用了被离，但也在被离身边伏下了自己的亲信。
所以，被离发现了伍子胥的消息很快就被吴王僚知道了，而且比公子光知道得还早。
吴王僚一听到这个消息，乐不可支，立即派人召见伍子胥。吴王僚高兴是根据了一条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吴楚两国是死对头，一直交兵不断。现在，伍子胥怀着深仇大恨，背弃楚国来到吴国，说不定这其中就能发现值得利用的机会。
被离吃了一惊，他也没想到吴王僚的信息这么灵通，动作这么快捷。他一方面安排人赶快去告知公子光（慢了他就是渎职了），另一方面立即安排伍子胥沐浴更衣。
看来，被离也很清楚，服饰之于第一印象的重要性。
里根和拉玛斯在2002年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在洛杉矶的一些女装店里多次重复这一实验，以观察营业员如何对待不同衣着的顾客。
这些女性顾客由研究人员扮演。有时候，她们身穿运动类的服装：篮球袜、宽松的T恤、慢跑裤、运动鞋等。而且也不化妆，头发也只扎成最简单的马尾辫。有时候，她们身穿比较正规的办公套装：套裙、衬衫、丝袜、配正装的皮鞋等，而且还精心化了妆。
“顾客们”一走进女装店就按下手中的秒表开始计时，直到营业员走过来主动询问才停止计时。
结果表明，不同的服装带来的吸引力是大不一样的。当顾客穿着正式，并精心打扮时，营业员很快就会跑过来主动询问，提供服务。而当顾客穿着随便，样子邋遢时，营业员要过很久才会过来接待。
伍子胥也正是一个“顾客”，如果他穿着乞丐装出现在“营业员”吴王僚面前，恐怕吴王僚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就把他打发走了。
好在被离先生忙而不乱，还是帮伍子胥好好装扮了一番。
当伍子胥衣衫得体、气宇轩昂地出现在吴王僚面前时，吴王僚一下子就折服了。这是外表和服饰的共同作用。
两人开始交谈。很快，吴王僚就判定伍子胥是一个贤人，一个有能力的人，一个可以托付大事的人。
伍子胥此前并没有真正的从政实践，经验匮乏。而且，他说服他人的能力一向较差，为什么这一次竟然可以轻易取信于一国之主吴王僚呢？
除了得益于伍子胥的外貌红利，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还在于被离为他准备好的这一套正装。被离匆忙间无暇给伍子胥另行购置衣物，给他换上的正是自己平素所穿最好的衣服。当时的服装大多宽松，不像今天这般紧身。所以，虽然被离与伍子胥身材相差较大，但伍子胥仍然能勉强穿进。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这套衣服虽然不是特别合身，但伍子胥一穿上去，还真像一个仪表堂堂的吴国大夫。要知道，伍子胥虽然出身名门，但他在楚国时尚未受封官职，这样的正装他此前也是没穿过的。
布什曼在1988年做过一个实验，他要一个研究人员分别身穿西装和消防员**在马路上拦下路人，命令他们给另外一个人钱。理由是另外的这个人没钱付停车费了，而他的车又被计时器锁住了。
结果发现，只有50%的人服从了身穿西装者的命令，但却有高达82%的人服从了身穿消防员**的研究人员的命令。其实，发出命令的是同一个研究人员，他只是身穿不同的服装而已。
事实上，就算是真的消防员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命令任何一个人为他人付钱。但**附随并展露于外的权威感，有效增强了他的说服力。
伍子胥穿着类似大夫的服装，拥有了类似大夫的形象，也就拥有了类似大夫的影响力。不知不觉间，吴王僚就被他的话语所打动，当即拜他为大夫。
伍子胥的心情可以用“狂喜”二字来形容。这是他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按照吴国的礼仪，第二天，伍子胥必须入朝进谒吴王谢恩。伍子胥趁此机会，诉说了父兄之冤。他本是个最喜欢真实表达自我的人，借着吴王僚对其的认可，将满腔的怒火，毫无保留，一泄而出，并提出要借兵为自己复仇。
吴王僚昨天刚刚在他面前树立了一个救世主般的形象，出于“一致性”的内在需求，他只能继续扮演救世主，当即同意了伍子胥的要求。
伍子胥没有想到，这一切竟会来得如此容易。但其实，他的说服存在一个重大的漏洞。就在他为自己的复仇大业一步一步走向正轨而高兴时，变数已经悄然产生。
这个变数的制造者正是公子光。
楚平王的追捕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广告推广，伍子胥已经名声在外，公子光听了被离的汇报，当然想把伍子胥收归己有。这种心情与伍子胥此前看见专诸时的心情别无二致。但没想到半路却被吴王僚横插了一杠。公子光的心情十分不爽。他本来想通过结纳伍子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对付吴王僚，但现在伍子胥反而成了吴王僚的强援。在“反事实思维”的驱使下，公子光痛感自己蒙受了双倍的损失。
等到公子光得知吴王僚已经同意借兵给伍子胥攻楚复仇后，公子光更加咽不下这口气了。他决定反过来也要横插吴王僚一杠。你一杠，我一杠，杠上没有开花，倒是多了一个倒霉蛋。这个倒霉蛋不是别人，正是自以为成功的伍子胥。
公子光装成不明真相的样子，来见吴王僚，说：“我听说楚国的亡臣伍子胥来投奔我国，大王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吴王僚说：“这个人可是个贤人，而且十分孝顺，时刻想着为父兄报仇。”
公子光问道：“何以见得？”
吴王僚说：“我看他勇壮非常，而且和我谈起国事，头头是道。所以我说他是个贤人。他又向我哭诉，说父兄之仇，须臾不曾忘记，他要向我借兵去攻打楚国。所以我说他是个孝子。”
公子光问道：“大王答应借兵给他复仇了吗？”
吴王僚说：“我挺同情他的，已经答应他了。”
公子光急忙说：“大王，我听说万乘之主，不为匹夫兴师。吴国和楚国交兵多次，从来没有大胜过。这说明两国实力旗鼓相当（实际上，楚国的实力要比吴国强得多）。如果大王为伍子胥出兵，那就是把匹夫的仇恨看做比国家还重要了。您想，如果吴国取胜了，那么伍子胥就痛快出气了。反之，如果吴国失败了，那就给国家增加耻辱了。两相权衡，我觉得不能出兵。”
公子光的这番话深思熟虑，正好抓住了伍子胥的漏洞。伍子胥直言快语，所提的要求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提出的，根本没有考虑到吴国的国家利益。这样的说服显然是立足不稳的。至少，伍子胥也该将两者表面性地结合一下，以强化自己说法的成效。
公子光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之处，轻轻松松就扭转了吴王僚的看法。吴王僚此前的决定，不无冲动的成分，现在他听了公子光的说法，深觉有理，当即决定不再为伍子胥发兵攻楚了。
公子光硬生生地搅黄了这桩美事，伍子胥的美梦瞬间成了泡影。
公子光可以说是整部“心理吴越”中的第一号奸雄人物，也正是伍子胥这一辈子中的大克星。饶是伍子胥足智多谋、勇猛无敌，始终都没能逃脱他的手掌心。
伍子胥听到这个噩耗后，心凉了半截，自语道：“公子光方有内志，未可以说以外事也。”
不听专诸言，吃亏在眼前。他的这句话和当初专诸说的那句话何等相似！只是，到了此刻，伍子胥已经接受了专诸的观点，却还是没能想起专诸曾经早就提醒过他！
伍子胥的这种心理状态正是睡眠者效应的体现。
话语的权威性和说话者本身的权威程度是密切相关的。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人嘴中说出来，其效力是不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说话者权威程度对所说内容的影响会出现两种相反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当说话者是一个极具权威的人，他所说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影响力会下降。第二种倾向则是：当说话者是一个毫无权威的人时，他所说的内容本来无人认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影响力反而会上升。
之所以会出现这两种倾向，是因为人们忘记沟通的来源（传达者）比忘记沟通的内容要更快一些。
在伍子胥看来，专诸是勇士而非智士，从而没把专诸的话放在心上。真可谓是“不听专诸言，吃亏在眼前”。这个亏一吃，伍子胥的报仇大业要整整推迟十六年。
伍子胥仔细想想，自己无恩无德于吴国，又怎么能要求吴国为自己出兵呢？而且，有公子光在，吴国眼看就要起内乱，也就更不可能帮助自己了。
伍子胥决定先辞去大夫之职，静观其变。这又是一次典型的真实意思表达。但这又给公子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攻击炮弹。
公子光立即去对吴王僚说：“伍子胥因为大王不肯兴兵，立即辞职不受，说明他有了怨恨之心。这样的人，大王绝不能再用他了。”这就彻底断了伍子胥的念想了。
吴王僚深以为然。但毕竟他先前承诺过的事情没有做到，内心多少有些愧疚之感。在伍子胥辞去了大夫之职后，吴王僚还是赐给了他一百亩阳山之田，聊作补偿。
伍子胥和公子胜就靠着这一百亩田在吴国生存下来。
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公子光是最大的主导力量。他不但搅黄了伍子胥的好事，还彻底败坏了伍子胥在吴王僚心目中的形象，他到底为什么要对伍子胥这般狠毒呢？
心理感悟：服饰是社会交往中无声的名片。
〈未完待续，相约下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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