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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职场指南早报：导读：
历史心理小说第一人陈禹安说，“所谓历史，其实是一间巨大的心理实验室，一打开门，看到的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在“心理吴越三部曲”（《鞭楚》《辱越》《吞吴》）中，他把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心理挖掘的淋漓尽致。《鞭楚》记录的是在春秋末期，楚吴越三个南蛮国家数十年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恩怨情仇的故事。楚国在楚平王当政的时候，重用佞臣费无忌。费无忌为了一己之私，先是撺弄楚平王诈夺为儿子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孟嬴，后来又离间楚平王和太子建的父子关系，终于导致太子建被废，亡命天涯。为了斩草除根，费无忌进一步鼓动楚平王杀害无辜的忠臣——太子太傅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顾惜父子之情，主动陪父亲就死。但伍奢的次子伍子胥却不甘心接受昏君奸臣的摆布，怀着对故国故土的深仇大恨，历经千难万险，逃亡至楚国的敌国——吴国。为了借助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伍子胥殚精竭虑，帮助吴国的公子光**吴王僚，成为吴国之王（即吴王阖闾）。此后，伍子胥又帮助阖闾筑建都城，延揽贤才，强兵富国，终于在苦苦等待了十六年之后，率领吴兵，势如破竹般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复仇的念头不但为伍子胥提供了永不枯竭的人生动力，也推动他冲破了所有世俗规则的束缚。他以楚国旧臣的身份，以下逆上，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楚国历代国君的宗庙，还将已经死去的楚平王掘坟鞭尸，畅快淋漓地报了自己的血海深仇，是为“鞭楚”。
以下摘自心理吴越三部曲之一《鞭楚》第11——13节。
以史为镜，这是时下最流行的比《二号首长》还好看的官场斗争、职场励志小说。
古人都是君子，明知陷阱也要往里跳
伍尚说的这句话就是：“我哪里是贪图封侯之赏，我是想去见见父亲啊！”父子情深！但这只是一方面。伍尚的抉择其实与伍奢的抉择毫无二致。
伍奢明知写信召子，对子不利，但还是写了。伍尚也明知赴郢探父，对己不利，但他还是要去。这背后还是传统文化（社会规范）对于个体心理的强悍影响甚至超越了求生的本能。伍奢身为连尹，伍尚获封棠君，两人都已经是楚国这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情境下，个体为组织牺牲自己的利益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尽管内心的真实意思并非如此，但伍奢还是选择牺牲儿子，伍尚还是选择牺牲自己来满足组织的要求（尽管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发出的是不道义的要求）。
但伍子胥要选择真实地表达自我。他既然知道了前去郢都对自己不利，对父亲也不利，他就绝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成全”组织的阴谋。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他对现实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对兄长说：“楚人畏惧我们兄弟在外，一定不敢杀我们的父亲。相反，如果兄长前去，反而会加速父亲的死！”
伍子胥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伍家祖孙好几代，都是楚国的重臣，当然该算是地地道道的楚人。但伍子胥却将自己父子之外的人称之为“楚人”，显然，在他潜意识中，自己父子三人已经不算是楚人了。这种将自身与本属同一群体的他人划清界限的行为，说明伍子胥内心已经对那些“楚人”充满了反感，而羞于与他们为伍。这属于典型的外群体偏见。当这种偏见出现时，双方很快就会各奔东西，势同水火。
伍尚听明白了弟弟的意思，但却说：“父子之爱，恩从中出。如果能和父亲见上一面，死也甘心。”
其实这是伍尚为自己找的一个理由而已。
君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君子就是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君子就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一句话，就是明知山有虎，只要道义在，偏向虎山行。
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兄长，你去了之后，和父亲一起被诛，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你一定要去，兄弟我可就要告辞了。”
兄弟两人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分道扬镳。伍尚听了，不由流下了眼泪。伍尚问：“兄弟，你要去哪？”天下虽大，其实却无容身之地。但生性刚硬的伍子胥却毫不犹豫地说：“哪个国家能够帮助我报复楚国，我就去哪儿！”
父子情深，手足亦情深。为了和父亲相聚，却要和兄弟诀别。这是何等的痛苦与悲怆啊！就在这个艰难抉择的时刻，伍尚毅然作出了决定。伍尚说：“我的才智，远远比不上兄弟你（这句话深受父亲之影响），我就去郢都陪伴父亲，这就算是以殉父为孝。你就以复仇为孝。从此我们就各行其志，不再相见了吧！”
前面说过，春秋时代，人的生死观和现在是大不相同的。那时的人，敬畏天命，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由上天（并扩延至代替上天行使权威的君主）掌控的，所以，道义、礼仪往往比生命更重要，他们也往往视死如归，鲜少有贪生怕死之辈。这样将生死置之度外，从容面对的故事在本书中还将一幕幕不断地出现。
伍尚选择了赴死以孝父。如果父亲的一封信，连儿子也召不来，这样的父亲只能算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如果父亲只能孤零零地赴死，又该是何等的悲寂无助？！伍尚的这一颗拳拳之心，亦可以感天动地了。
伍子胥不愿意像父兄那样听任命运的安排（其实是小人的安排），他选择了求生以复仇。但求生显然并不容易，其难度远远超过了赴死。伍子胥不过是赤手空拳一个人，却要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复仇的难度，相当于一只小蚂蚁想要对付一头大象。
一个赴死，一个求生。兄弟两人就此走到了生离死别的人生最痛点。伍子胥屈身下拜，对兄长拜了四拜，以当永诀。
伍尚擦干眼泪，强自平复心情，出来见鄢将师。
鄢将师正做着一网打尽的美梦，却不知道，正是自己的愚蠢泄露了自己的隐秘。伍尚不动声色地对鄢将师说：“我兄弟不愿接受封爵，我也勉强不了他。咱们这就启程吧。”
小人其实绝没有表现出来的那样强大。只要稍稍遇到阻挡，小人就立即变得虚弱不堪。鄢将师心知不妙，但却不敢在城父造次，唯恐把自己的小命葬送在这里，只好带着伍尚，一路回郢都。
果然不出伍子胥所料，伍尚一到了郢都，就被楚平王下狱，与伍奢关在了一起。好在伍尚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丝毫未觉意外，只是对弟弟更添佩服之心。
伍奢见了伍尚单身而来，又是欣慰，又是难过，又是担心。欣慰的是自己料事如神，伍员真的没来。难过的是父子俩很快就要共赴黄泉，而与另一个儿子事实上就已经天人永隔，再无见面之机了。担心的是伍员的安危。伍奢知道，楚平王、费无忌肯定是不会放过抗命不来的伍员的。但伍奢对这个儿子充满了信心，坚信他一定能够逃脱大难，为自己报仇。
伍家父子即将被杀。但他们的死并非我们一直所认为的被楚平王所杀，而只能算是**。
**是什么？就是可以不死而主动选择去死。伍家父子本可不死，只要他们选择妥协或逃避，完全可以生而坐享富贵。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呢？
**是进化心理学尚不能完美解释的少数几个命题。因为人生于世，第一要务就是个体的生存并将自己的基因通过后代载体传承下去。而那些主动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就变得无可解释了。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行为，是受了后天的社会教化而形成的一种主动选择。
**一般有六种情形（在“心理吴越三部曲”中，六种情形均会出现）。伍家父子的行为属于第一种：因道义而**，这是文化性的**。**的动因就在于**者认为名誉、尊严、信仰比生命更重要。
费无忌见鄢将师只骗了伍尚回来，心知不妙，立即向楚平王启奏说：“要赶快去抓捕伍员，晚了就被他跑了！”
楚平王立即命大夫武城黑带领精兵二百人，前往城父抓捕伍员。
再说伍员，自兄长走后，知道城父已经不能久留，必须立即踏上逃亡的路。伍子胥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人生中最为险恶的境遇，但他内心还放不下自己的妻子贾氏。
伍子胥来见贾氏，对她说：“我的父兄已难逃一死。我想逃到别的国家，借兵来报父兄之仇，可是却没法照顾你了，你看该怎么办呢？”
伍子胥后来一直被视为无情冷酷的人，但其实他颇为多情，只是他的悲惨境遇强行扼杀了他的情感。
贾氏听了他的话，怒目圆睁，呵斥道：“男子汉大丈夫，身负父兄之仇，就像肺肝被割一样惨痛，哪里还有余暇考虑到家里的妇人？！你赶快逃走吧，千万不要挂念我！”
伍子胥没料到妻子竟会有如此血性，但他内心里一时割舍不下。贾氏却不再理他，自顾自走入内室。等到伍子胥进屋，贾氏早已悬梁自尽。
贾氏的**行为属于第二种类型：因关爱而**。这是一种利他性**，即为了不拖累家人、朋友或组织而选择**。
这个可敬的女子，为了不拖累丈夫，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毅然选择了死。死，真的并不可怕。当你为了自己深爱的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死，反而成了一种最深沉的爱。这是一种最为无私的利他行为。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培育出了自私的基因。但是，爱却是可以跨越自私的唯一例外。日后，当伍子胥出人头地、快意恩仇之际，其实我们绝不应忘记，他的每一份荣耀里都深深蕴藏着这个平凡女子无言的爱。
伍子胥痛哭一场，硬着心肠将妻子草草埋葬后，收拾包袱行囊，带上弓箭、佩剑，踏上了逃亡之路。
追兵很快就赶到了。他们围住了伍子胥的家，搜查未果后，一路问询，急急追赶伍子胥。追兵急行三百里，在旷野中追到了伍子胥。
伍子胥张弓引箭，一连射杀了好几个追兵，吓得武城黑魂不附体。但伍子胥并不打算射杀他。因为伍子胥想要留下他的小命给楚平王传个话。
伍子胥说：“我留你性命，你回去回报楚平王。如果他想保存楚国的宗祀，就保全我父兄的性命。不然，我一定要灭掉楚国，亲自砍掉他的脑袋！”
伍子胥的这番话吓吓武城黑是可以的，但是武城黑却根本不敢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回报给楚平王。因为汇报坏消息的人，往往会被视为坏消息的制造者而成为替罪之羊。武城黑本就没能完成追捕任务，如果因为这番话激怒了楚平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伍子胥希望通过恐吓来挽救父兄的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反之，如果武城黑真的冒着风险将这些话传给了楚平王，伍子胥的父兄可能死得更快。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对自身能力过度自信的倾向。伍子胥虽然赤手空拳，但却认为自己可以将楚国灭掉。而楚平王身居王位，手握重兵，又哪里会相信一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能够给自己带来亡国的危险呢？楚平王一旦被激怒，肯定会立即拿伍奢、伍尚开刀泄愤。
但就算楚平王没被激怒，有费无忌在，伍奢、伍尚的命也保不住了。小人行事，从来是不顾后果，只顾眼前，也从不会心慈手软的。
很快，楚平王就下达了处斩的命令。临刑之际，伍尚骂不绝口，词锋直指费无忌谗言惑主，杀害忠良。这说明，文化情境对伍尚的桎梏尚不“深厚”，而伍奢的“修养”显然比儿子高得多。他对儿子说：“见危授命，人臣之职。忠佞自有公论，何必骂人？”
伍奢的这种看法，可谓是身列君子之属的忠臣的标准观点。但这种观点其实是错的。君臣之间，本来是互有责任要求的。君并非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臣也并非只奉献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孔子曾经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大治”，说的就是君的言行要像君，臣的言行要像臣，才能长治久安。但因为君长期把持着权力之杖，最终演变成了操纵生杀予夺之人，而臣则逐渐沦为附庸，甘受驱使。
伍奢坦然面对屠刀，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的员儿没有受骗而来，我恐怕楚国的君臣，从今以后可能连吃饭都不安稳了。”说罢，与伍尚一道从容赴死。围观百姓，无不流涕。
虽说瘌痢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但伍奢对儿子伍子胥公开报以如此的厚望，似乎颇有溢美之嫌。但就是这句淡淡的话，最终真的造就了一个举世无敌的英雄。如果没有这句话，就算伍子胥身怀绝技，恐怕也可能会荒废光阴，一事无成。但此时此刻，谁又能想到，就是这句淡淡的话，将为此后的楚国带来绵延十数年的梦魇……
心理感悟：**是文化对基因的为数不多的重大胜利。
伍子胥父亲留给儿子的一句自我实现预言
伍奢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句话首先带给那个幸存于世的儿子的却是无数的艰辛与磨难。
楚平王斩了伍奢父子后，问费无忌说：“伍奢临刑，有何怨言？”
这一问话说明楚平王一直很清楚伍奢遭受的是不公正的待遇。这正好给了费无忌一个斩草除根的机会。费无忌神色夸张地说：“他倒是没说其他的话，只是说了一句伍子胥没来，恐怕今后楚国君臣就不能安食了。”
费无忌本意是要激怒楚平王。没想到楚平王不由冷笑一声，说：“谅这个赤手空拳的伍子胥能干出什么惊天的大事来？”
费无忌多少还是担心伍子胥会日后算账，就说：“大王，还是将伍子胥抓回来杀掉，永绝后患吧。他虽然已经逃跑，但肯定还没有逃远！”
在费无忌面前，楚平王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而费无忌就是那个提线人。楚平王当即派左司马沈尹戌率三千人再度追捕伍子胥。
费无忌又说：“大王可以四处悬榜，不论何人，只要能够捕获伍子胥，就赏赐粟米五万石，并封为上大夫。容留或纵放伍子胥者，全家抄斩。同时命令各路关津渡口，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另外再派使者告知邻近各诸侯国，不得收留伍子胥。这样，伍子胥进退无路，纵然一时抓不到，也很难兴风作浪了。”
楚平王一一照办。
费无忌的脑子用在害人上真的十分好使，这几个建议极为阴毒，完全可以逼得伍子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能乖乖就擒。
其实，楚平王最初对伍子胥的反应其实代表了时人对伍子胥的基本看法。
如果我们给伍子胥贴上一个标签，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很多人会将他视为一个英雄。这是没错的，但这却是建立在他一生功绩基础上的一个评价。如果仅仅审视此时此刻的伍子胥，我们会觉得他其实并无任何值得夸耀的成就。
父亲无故被囚，如果他真的足智多谋，就该想出办法来拯救父亲。兄长选择赴死，如果他真的灵机多变，就该想出办法来挽留兄长。
可是，他不但无力挽救父兄，就连自己的女人也无力保护，只能踏上无奈的逃亡之路。显然，这样的表现与他父亲伍奢夸口不已的经天纬地的惊世才华相差甚远。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日后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以无比的坚毅和耐心，终于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让父亲伍奢的这一句话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呢？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这四个字是预言的定语，是指当某一个预言被做出后，这个预言本身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自我得以实现。具体到伍子胥，是指他的父亲伍奢做出了这个预言后，最终伍子胥真的让这个预言得以实现。预言之所以能够自我实现，是因为这个预言被预言的承担者得知后，会促使他加倍努力去奋斗。而旁观者得知后，也会以这个预言来要求预言的承担者，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压力，促使其必须努力，不得松懈。虽然伍子胥最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但要知道，他的复仇之路何其艰辛，绝非坐享其成。其间只要他稍一松懈泄气，就会半途而废。如果没有这个预言带来的强大的期望压力，焉知伍子胥不会放弃？
“自我实现预言”的另一个说法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是一位有名的雕塑家。他精心地用象牙雕塑了一位美丽可爱的少女。他深深爱上了这个“少女”，并给它取名叫盖拉蒂。他还给盖拉蒂穿上美丽的长袍，并且拥抱它、亲吻它，他真诚地期望自己的爱能被“少女”接受。但它依然是一尊雕像。皮格马利翁的痴情感动了女神阿弗洛蒂代。女神决定帮助他。当皮格马利翁再度凝视雕像时，雕像发生了变化，它的脸颊慢慢地呈现出血色，它的眼睛开始闪耀出光芒，它的嘴唇缓缓张开，露出了甜蜜的微笑。盖拉蒂活了！皮格马利翁惊喜万分！最后，这个原本没有生命的雕塑竟成了皮格马利翁活生生的妻子。
罗伯特·莫顿于1948年最早提出了“自我实现预言”。他说：“起初，自我实现预言是指对情况的错误定义引发了一种新行为，这种新行为使得最初的错误概念变为了真实的了。自我实现预言的外在效果是使得错误的盛行得以延续。”简而言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错误的概念，但它们是那种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错误概念。
20年后，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给参与研究的某个小学的教师提供了一份材料，指出有20%的学生将会在未来的学习中取得成功。8个月后，他们对这些名字已经被告知给教师的学生进行了测试，发现这些学生的成绩确实比另外80%的学生提高得更快。
但其实，心理学家最初交给老师的名单不过是随机抽取的。正是教师被毫无根据的信息影响后，改变了对这20%的学生的预期，并明显地表现出对他们的关注、赏识与赞扬。而这些学生在外部高预期的**下，也果然应和性地作出了更好的表现。
实际上，伍子胥也正是一个被**了极高预期的学生。而教师就是他的父亲。应该说，伍子胥可能确实比一般人聪明些，但也没有证据足可证明他一生下来就具备了经天纬地的惊世才华。况且，就算是很多已经被证明是天才的孩子，也并没有在未来的岁月里如期建立不朽的功业。可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厚望，一再地宣称他具备远超常人的能力，长大必成大器。
伍子胥从小就沐浴在自我实现预言的光辉之中，这也使得他内心深处远比常人更自信、更坚强，也让他更加努力地向着那个终极目标前进。当他逃亡成功后，父亲临刑前的那句话也慢慢传到了他的耳中。这句淡淡的话，更是一个超级的“自我实现预言”，仿佛是一针强心剂，给了他无比的动力，激励他热血沸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斗志永存，一直到实现这个让“楚国君臣不得安食”的目标才肯罢手。
可以说，如果没有自我实现预言，如果没有这些重大变故，也许伍子胥也只能是空负才智，庸庸一生，碌碌无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的伍子胥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当前最紧要的事情就是先把命保住。
他一路逃行，行至长江之畔，心生一计，将身上所穿白袍挂在江边柳树之上，又将鞋子扔在江边，制造了一个投江自尽的假象。
伍子胥之所以身穿白袍，是为了父兄妻子戴孝。穿着白袍逃跑，本来不是好事。因为目标太过明显，容易被人发现。但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伍子胥身穿白袍的形象一旦成为刻板印象，就可以用来做点文章。就像伍子胥现在所做的，白袍一挂，鞋子一扔，人家就容易以为伍子胥已经投江自尽了。但其实他换了一双草鞋，继续逃亡。
沈尹戌一路追赶，发现了伍子胥的白袍鞋子，就回去复命了。死未见尸，他倒不敢妄言伍子胥已死，只是说他不知去向。
伍子胥则继续沿江东下。天下虽大，何处是他容身之地呢？与楚国交好，或者惧怕楚国兵威的国家都不能去。虽然楚国派出知会这些国家不得收留伍子胥的使者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但终究后患无穷。看来只有去投靠楚国的死对头——吴国了。但吴国实在太过遥远，一路上关卡重重，恐怕很难逃脱。伍子胥左思右想，突然想起太子建此刻正在宋国安身，不如去投靠他。当下计议已定，伍子胥动身就往睢阳方向进发。
行至半途，伍子胥看见一路上风尘滚滚，一行车马从远处疾驰而来。伍子胥以为是追兵来了，急忙躲到路旁的树林里。这也正是此前说过的“透明度错觉”导致的“做贼心虚”。
其实，这队人马并非追兵，而是伍子胥的结义兄弟申包胥出使他国刚刚回来。
伍子胥在林中隐秘处看得清楚，就出来与申包胥相见。
申包胥外出刚归，根本不知道国内发生了这许多事情。伍子胥当下把楚平王枉杀父兄，自己被迫逃亡之事一一哭述。
此时的伍子胥，未经风霜，还不是那么刚强，他在短短的时间内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变故，痛失了这么多位亲人，在外人面前，他还勉强能坚持，但此刻见了有八拜之交的故人，情感的闸门顿时冲开，泪水狂涌。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哭泣的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可以暂时清空心灵的重负，让人可以收拾好心灵的行囊，重新上路。如果没有这一场酣畅淋漓的痛哭宣泄，真不知道伍子胥能否在此后漫长的逃亡之路上挺住？
申包胥陪着伍子胥哭了一场。两人渐渐收泪。哭过之后，还是得面对残酷的现实。
申包胥问道：“那么，你打算去哪里呢？”
伍子胥说：“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前往他国，借来兵马，攻破楚国，生嚼楚王之肉，车裂无忌之尸，才能算是报仇雪恨！”
伍子胥这么说，潜意识中早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楚国之人了。但他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结义兄弟，身为楚国的外交使者，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楚国人。而申包胥显然不会将伍子胥视为他国人。
一个楚国人能不能容忍另一个楚国人带领他国人马来进攻自己的国家，侮辱自己的国君？结义之情，家国之义，到底孰轻孰重？鱼与熊掌，毕竟不可得兼。这样的一个两难选择，无疑会给申包胥带来深深的困扰，但他又必须在这短短的瞬间做出抉择……
心理感悟：期望会让期望变成现实。
伍子胥逃亡路上的奇遇
伍子胥因为刻骨的仇恨已经自外于楚国人的行列。但对于申包胥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楚国人。而身为楚国人，又怎能不维护楚国及楚平王的利益及尊严呢？尤其面前的这个人，已经明确表明今后要以楚国为敌，誓将楚国君臣置之死地！但是，这个人又是自己的结义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结义兄弟的基本要义。如今兄弟已经家破人亡，你难道还忍心落井下石，将其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一边是兄弟，一边是国家。忠于兄弟，就只能违背国君的追捕令。忠于国家，就只能拿下身为逃犯的伍子胥。申包胥顿时陷入了两难的认知不协调。
但毕竟君的地位至高无上，申包胥内心还是倾向于在楚国的框架内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很多父兄为国君所诛者，也仍然没有像伍子胥这样发誓将国君作为复仇对象的。所以，申包胥试着来开导伍子胥。
申包胥说：“大王虽然无道，但毕竟是国君。你们伍家累世食用楚国的俸禄，君臣的名分早已注定，你身为臣下，为什么一定要仇恨国君呢？”
申包胥这样的君臣观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最为典型的认知定式。在这种认知定式下，君上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而臣下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如果人人皆是申包胥，那么历史也许永远也不会进步了。幸运的是，世界上还有伍子胥这样的人。他不崇拜权威，他不囿于循规，他只根据最为直接的恩惠仇恨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伍奢是有罪而死，那么伍子胥也不会将楚平王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人人皆是伍子胥，那么那些高高在上的君主，也许会大为收敛，而不敢肆意妄为。
伍子胥这些天来，念兹在兹，早就为自己的“大逆不道”的行为找到了模板案例，这也是必不可缺的精神支撑、文化依据。
伍子胥说：“古时候的暴君桀纣，都是为臣子所诛。
这也是因为无道的缘故。现在楚平王私纳子妇，妄废太子，轻信奸佞，滥杀忠良。这样的行为与桀纣又有什么区别？我要去别国借兵，就是要为楚国涤清朝政。更何况我和楚王还有血海深仇！如果我不能灭楚，决不立于天地之间！”
伍子胥以桀纣为例的反驳是申包胥很难反击的。因为诛灭桀纣的商汤、周武王正是桀纣的臣子。而且，商汤和周武王又堪称后世所有帝王的典范。此刻的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已经日渐式微，但名义上天下仍然是周武王的后裔在掌控。周大于楚，以周压楚，正是一物降一物。而且，伍子胥为了阻止申包胥进一步的纠缠不休，紧跟着来了一句铮铮的誓言。他的这句誓言，就是一个公开的承诺。承诺的约束力与其公开程度是呈正相关关系的。越是公开的承诺，越是要投入巨大的心力助其实现。
申包胥听到伍子胥的这句誓言，知道多说无益，也就死了劝伍子胥放弃复仇的心。但同时，伍子胥的这番话也强化了他内心的不协调感。身为结义兄弟，他不能阻止伍子胥为父兄复仇。但身为楚人楚臣，他也不能任由他人（无论这人是谁）来任意欺凌楚国。为了对等地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强烈情绪，申包胥也说了一番硬话。
“子胥，你好自为之！作为兄弟，你今天说的话我决不会对外泄露半个字。但是，身为楚臣，我也有一句话要送给你。如果你能灭楚，我一定能存楚。你能危楚，我一定能安楚。咱们就此分别吧！”
所谓君子，就是这样坦荡荡的人。我的所作所为，也许会伤害到你，但我事先一定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
实际上，二胥所说的话，都是过度自信的表现。虽然这两个人事后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但其间的艰辛困顿，九死一生，绝不同于此时的意气风发，弹指轻挥。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倒果释因。因为没有人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能够在这个时点洞视未来。
从眼前的情形来看，伍子胥能否在楚国的悬赏追捕下保住性命，尚是未知之数。就算逃得性命，能否从他国借兵也是未知之数。谁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而与强大的楚国为敌呢？就算他国愿意借兵给伍子胥，能否如愿击败楚国更是未知之数。同样，申包胥又凭什么说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存楚安楚呢？从事后来看，申包胥最终的救楚实在也是出于侥幸。
展望未来，人们往往过度自信，过于乐观，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毕竟未来尚远，所有的承诺还不用当场兑现。所以这两人才会放胆肆言，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不在话下。
但不管如何，二胥相互间施放的“空对空”**却是慰藉心灵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不但是一种过度自信，更是一种自我欺骗。
自我欺骗也许是在艰难时世中达致内心协调最为有效的手段。当你所面对的冲突不可避免，又无可解决时，自我欺骗为心灵提供了一种缓冲，让你可以有一个想象中的理由来应对难题。
申包胥只有告诉自己，虽然自己绝不与兄弟为敌，但只要伍子胥危及楚国，自己就一定要拯救楚国，这样才能让他不至于因为“兄弟与国家”的这个绕不过去的死结而让自己心理崩溃。
我们不妨拿申包胥和奋扬做一个对比。
奋扬也曾经面对过类似的死结。但奋扬相对更幸运，他还有一根可以救命的稻草——楚平王亲口说过的“事太子如事寡人”。所以，奋扬可以用这根稻草来营建心灵空间的庇护之所。但奋扬值得称道的还有他毫不畏死，一切均以公开的方式进行。他放走了太子建之后，立即自缚去见楚平王，将一切全部呈明，并决意用死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而申包胥则没有奋扬那样坚强磊落。他放走了伍子胥，本来也是死罪。如果按照奋扬的处理方式，他也应该自缚去见楚平王。如果他能对楚平王动之以情（用兄弟之义不可违来打动楚平王。事实早已证明，楚平王是一个比较容易为情所动的人），说不定楚平王也会赦免他的死罪。但申包胥选择了沉默。沉默也许让他不用立即承担死罪的惩罚，但终究是一种逃避。这样的境界比之奋扬还是有所不如。申包胥的做法也会留下一个重大的心理隐患，这个隐患就像一颗延时**，在未来的某一时点会被引爆，并极大地影响到申包胥的后半生。当然，这也是因为申包胥是一个君子的缘故。小人是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劣行恶言而背上心灵包袱的，他们总是“轻装上阵”，也总是让“心有重负”的君子措手不及，无可防御。
二胥就在这个小树林边挥手道别。分别的时候，他们还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谁知道等到再相见，他们就是势不两立的对手了。
伍子胥紧赶慢赶，趁着楚国的追捕尚不严密，终于逃出了楚境，来到了宋国。伍子胥找到了太子建，两人也顾不得君臣礼仪，抱头痛哭。这是伍子胥近期第三次痛哭流涕。第一次是在埋葬义气深重的妻子时，第二次是遇到结义兄弟申包胥。
这两个人都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人生最为惨痛的跌宕起伏。导致这一切的又是同一个人——楚平王。两个逃难的人，就此结成了最为亲密的小群体。
伍子胥询问太子建在宋国的情况。太子建叹了一口气，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宋元公呢！”
原来，现在宋国乱象环生，君臣之间相攻甚急。伍子胥心里凉了半截。宋国本是一个小国，国力无法与楚国相比，现在有了内乱，更是不可能向其借兵去进攻楚国了。而楚国探知伍子胥逃到了宋国，也立即发兵前来攻打。
太子建和伍子胥知道此处已经不可久留，商量一番后，决定离开宋国，向北去投奔郑国。
郑国此时是郑定公当政。郑国与楚国素来不睦，而郑定公又对伍家数代忠良十分好感，所以郑国盛情收留了伍子胥和太子建。两人就在郑国安顿了下来。
躯体的安定对于内心波涛汹涌的人其实不是好事。那些在颠沛流离之际暂时麻木的苦痛悲愤，都会一一清醒，以异常尖锐的态势反反复复掀起心海狂澜，让人不得安生。
太子建和伍子胥经常受到郑定公的接见。这两位难兄难弟每次见了郑定公，都要哭诉**，恳请郑定公派兵为自己报仇。
收留是一回事，报仇则又是另一回事。互惠是人类最为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你要郑定公派兵为你复仇，你所凭何物？你何尝预先施过足以对偿这一巨大举措的恩惠？！
而且，事实上，郑国也是个小国，实力并不能与楚国匹敌。郑国怎么会甘冒奇险，为太子建和伍子胥兴兵报仇呢？
郑定公实言相告，并建议太子建去向曾经的霸主之国——晋国求救。
太子建留伍子胥在郑国照料儿子胜，自己立即动身去晋国觐见晋顷公。晋国此时的朝政由六位大夫掌控，史称“六卿”。
历史往往是由小人推动向前的。因为不同的小人会在无意间交接推动历史前行的接力棒。
太子建和伍子胥的家国之痛可以说都是拜费无忌所赐。现在太子建去晋国求援，如果晋国不愿介入这趟浑水，那么太子建虽然痛苦，但也只好无奈地接受。这样，他和伍子胥在郑国多少还可以过上一段安稳的日子。但不幸的是，太子建又遇到了一个小人。这个小人是晋国六卿中的荀寅。荀寅出于一己私利，又将历史推向了（对太子建而言）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郑国一向依附于晋国。荀寅曾借着大国之威向郑国的执政上卿游吉索贿，被游吉拒绝后就怀恨在心。他见太子建前来求援，立即将此视为一个耍弄搅乱郑国的好机会。他秘密地对太子建说：“我们打算灭了郑国，你正好在郑国，如果能给我们当内应，事成之后，郑国就是你的了。那时候，我们再联手攻楚。”
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建议，但太子建竟然欣然同意，回国后立即将这个“大好消息”告诉了伍子胥。
伍子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那个自己熟悉的太子建吗？这还是那个正义、仁厚的太子建吗？这还是那个一怒奋起与小人费无忌争斗的太子建吗？
心理感悟：人们痛恨被他人欺骗，却忽略了更为常见的自我欺骗。
〈未完待续，相约下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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