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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保职场指南早报：春秋时期社会的变革
第一节 不得已的铸刑鼎
魏舒掌门执政晋国时期是晋国一百多年天下霸业的末期，此后的十年之间，晋国迅速丧失天下霸权，天下霸业成了凋零的黄花、树叶，并进入寒冬这样残酷而漫长的内部世卿家族兼并战争之中。这说明，到了这个历史大时代，到了公元前六世纪的八十年代，晋国乃至各个诸侯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发生的深刻社会发展进步与变革已经积累了足以实现优胜劣汰的巨大能量。二百多年来整个周天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社会变革呢，这是一个中国历史学领域聚讼不止的重大难题，关于东周王朝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尤其是所谓;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时间，各种学说的差异几乎到了荒诞不经、惨烈开撕的程度。但没有疑问的是，东周王朝五百年的深刻社会发展、进步和变革，是中华民族、中国政治、华夏文化的涅磐和成型时期。
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晋国诸卿家族，虽然不以社会文化研究为主旨，但历史变革、君权衰落、世卿家族兼并的主要源动力来自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变革，特别是文化进步和变革、管理制度进步和变革。因此，对于这一历史性大问题，还是要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以晋国发生的具体政治事件为主要切入点，以各个社会制度层面的进步与变革为内容，以此来阐明社会形态与社会发展变革实情、而不以确定社会性质与变革性质为主导目标和方向。
春秋中后期，以子产大夫执政的郑国为首，各个诸侯国内部陆续开展了颁布成文法的重大社会和行政、法制变革活动，成文法变革活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算在诸侯各国之内普遍完成。那么，法律无非反映社会制度的表现形式，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出现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结构发展变化呢？其实就是;从尊尊到尊法;的血缘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等级制度、从人治到有意识的法治建设的基本演变、发展和进步，从而诞生了主导社会变革的江湖和政治门派法家。
郑国的子产执政领时代之先河，颁布成文法，晋国这个天下霸主国也不能例外，更何况有郑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更是各大世卿家族利益争夺之需。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的上军副将赵鞅、下军将荀寅奉命率师南下在陆浑之戎的原聚集地汝滨（在今河南省嵩县和汝阳县交界处的汝水之滨）筑城，因为已故的中行氏家族掌门人、中军副将荀吴在公元前525年秋出兵灭了盘踞在这里上百年之久的陆浑之戎，晋国得到了黄河南岸的这一片国土，这次筑城，自然是巩固在新国土上的统治，属于战略推进的寻常措施。同时，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出宗周王室的憋屈程度，基本上被晋国三面嵌住了。但这次寻常的政治活动中的一个小插曲又是价值、意义和实质上决非寻常的，因为它催生了晋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社会形势和政治局势大幅度衰败和动荡不堪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铸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老百姓将两眼盯在成文的法律上，西周王朝时期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严重的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家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家族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犹如大厦失去了根基，随时都会面临倾覆。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重要作用了，都变成很次的次要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知道法律条文的老百姓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其字里行间的法律漏洞，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因此而更加混乱不堪。所以，叔向大夫给出的最终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执政手中了。叔向大夫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子产执政政治变革的步伐和进程。可惜，叔向大夫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郑国反而国富民强起来了。
无论如何，晋国这部成文法在当时还是领时代风骚的新生事物，毕竟晋国是天下诸侯的霸主，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示范效应，自然还会有一帮贤人站出来指责、说三道四，鲁国著名国际时评家孔仲尼先生率先站出来发难，他效仿当年的叔向大夫强烈谴责并恶狠狠的诅咒道：;天哪！晋国估计要就此亡国了吧，法度已经完全沦丧了。晋国应该好好坚守当年唐叔（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去管理它治下的人民，卿大夫应该按照各自的职责维护之。这样，晋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才会尊敬他们的贵族，贵族才能保守他们的祖业。贵贱不乱，这才是所谓的度。因此，晋文公才设立了执秩之官，制定了被庐之法（公元前633年），最终当上了天下诸侯的盟主。现在居然废弃这么好的法度，而去铸什么狗屁刑鼎，颁布成文法，晋国的人民从此两只眼睛就会只盯着鼎上的文字了，谁还会去尊重贵族？贵族还靠什么守得住自己的祖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况且，范宣子的刑书，是晋国在夷之蒐（公元前621年）的时候（赵盾赵宣子）制定的，是晋国社会和政治混乱不堪的时候产生的法律制度，怎么能用它作为基本国法呢？;其实孔丘先生所担心的主要问题是：1、国家应划分区域和世袭职业统治和管理广大劳动人民。不同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不同，人们从事的职业和生活出路也不同，民俗、习惯、技能也不尽相同，要尊重他们所从事的传统职业，固定贵贱身份和世业，严格限制人的从业自由和跳槽行为，让他们都固化起来，这样才好管理。2、人们重新开发的生产能力，原来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废除，新的生产资料的具备，农业技术、生产经验的积累等等都将造成严重的劳民伤财，不管是否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创新，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其实就是在一门心思否决创新。3、为了财政收入、税收而改变生产经营，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贵贱无序;，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链条，典型的;站住，都别动;，或者是原地踏步走，甚至是;向后转，向后看齐;，政府更不能开辟新的税源，增加府库收入。
晋国太史蔡墨虽然不是局内人但作为近距离的旁观者显然比千里之外的孔丘先生更了解这次铸鼎事件的具体内情、内幕，毕竟孔丘先生不是千里眼，大史蔡墨当即就好不客气的预言道：;唉，范氏、中行氏两家族恐怕因此难免逃亡的结局和命运吧！荀寅作为国家的下卿，却公然违背上峰的命令（干上令），擅行制作刑器，还拿它作为国法，这是奸命之为啊！还有范氏家族，擅改国家原有的法度，在国内也必将混不下去的，最终要逃亡的。赵氏家族恐怕也要受到牵连，因为赵鞅也参与了，但他是迫不得已的，今后如果能好好做人积德行善，估计还有可能幸免于难。;
我们不难从太史蔡墨这个预言家超级愤慨的语言中发现此次铸刑鼎事件的幕后真相及晋国六卿家族的政治立场、态度和关系。太史蔡墨对此说得很是清楚，推动这件事情的中坚力量、始作俑者是范氏、中行氏两大世卿家族，具体说就是这两个世卿家族的掌门人中军副将士鞅和下军将荀寅。汝滨地区是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的父亲荀吴老掌门带兵拿下的，中行氏家族对这里应该最有话语权和控制力，所以收缴铁的工作应该是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的主导力量。但颁布成文法的主意和成文法内容的确定，应该是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在幕后一手策划的。范氏、中行氏两大世卿家族关系可谓亲密无间，两大世卿家族掌门人又都是不被魏舒执政这个领导喜欢、待见和不喜欢、不待见魏舒执政的，去年魏舒执政化邑为县提拔和任命的十个县大夫，其他四个卿家族都从中分得一个名额一个县，只有范氏、中行氏两大世卿家族被无情地;忽略;了，对于物欲特别旺盛的人而言，这样的明亏、大亏是绝对难以下咽的。这次范、中行两大世卿家族合力促进颁布刑鼎，主要目的在于：一是在于控制魏舒掌门身为国家正卿的手中自由裁量权，至于到士鞅掌门他自己执政晋国的时候，士鞅掌门相信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绝对是难不住自己的，更不会在话下的，估计他已经思谋好了如何解套的方略；二是扩大两大世卿家族在晋国政坛的政治影响力、控制力和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势力归附。
在这个政治事件中赵氏家族的掌门人、上军副将赵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是最为微妙莫测和费猜的，根据晋国大史蔡墨的说法，赵鞅掌门也参加了这次铸刑鼎的政治活动，但又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被迫的，是典型的胁从犯。按说，上面有身为国家正卿的魏舒大人在，中军副将士鞅和下军将荀寅又有什么权力对他这个上军副将下达此项命令呢？这里面估计有强迫的客观成分，也有自愿的主观成分，其实就是典型的半推半就。至于被强迫的手段和方法，以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的足智多谋和当时六卿家族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我们实在难以准确推断和理解。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线索：邯郸氏家族是从赵氏家族分出的旁支，邯郸氏家族驻守东阳地区的重镇邯郸，其家族综合实力相当可观，与赵鞅掌门本质上是一家但法律上又不是一家。这个家族的现任掌门人邯郸午（赵午）是中行氏家族掌门人、下军将荀寅的亲外甥，这样，范、中行两大世卿家族对于赵氏家族自然就有了某种政治控制力和影响力。通过邯郸氏家族这个支点作为胁迫或者拉拢赵鞅掌门的政治资本和撬动的杠杆，是很有说服力的，至于具体办法，我们就难以也不必帮助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闲操这门心了。再说拉拢，这次刑鼎上铸的法律是范宣子（士匄）的刑书，但根据孔丘先生事后的评论我们可以从中知道，范宣子的刑书也就是赵鞅掌门的祖辈赵盾（赵宣子）执政当年在夷之蒐制定的法律，这样一来，身为上军副将的赵鞅掌门对于刑书的内容恐怕难以表示出什么明确的反对意见的：无论出于孝道，还是出于自己家族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更何况，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是自己未来的大领导，不配合将来估计要有很多小鞋穿。
这次政治事件中始终不见晋国国家正卿魏舒大人的身影、言论和作为，更没有见到他的明确政治立场和态度，这可是件天大的咄咄怪事。作为一国的国家正卿，颁布国法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六大重臣集体朝议讨论和经过他这个首席执政大臣首肯批准的。魏舒执政在其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政治立场和态度呢？太史蔡墨说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干上令;，表明魏舒执政对此事的真实立场和态度是极为反感的，但他的反感态度似乎也仅仅停留在了内心反对的悲催地步，而没有利用手中国家正卿的权力坚决地摆上桌面并决不让步大力制止，那样的话，当时的晋国必将爆发一场剧烈的政坛大地震，说不定血流成河的世卿家族兼并战争就提前上演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六卿大员还维持着正常的同僚关系，两年多以后，魏舒执政还采纳了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的建议而决定帮助周天子修筑成周城。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议案已经事先得到了范氏、中行氏、赵氏三大世卿家族掌门人的一致赞同，反对起来难度很大，甚至可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使本来就陷入政治孤立的魏氏家族更加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成为众矢之的；第二，经过认真分析研究，魏舒执政觉得这样的法条对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也不是非常有害，反而从根本上有利于诸卿家族的长远利益和发展需求，符合未来所需。下面我们再看看其他家族掌门人在此事件中所持的具体政治立场和态度;风云;人物，他知道这件事情幕后的主谋和指使其实是身为中军副将的士鞅掌门;干上令;、;奸（命）;，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原来奉命去汝滨筑城，收缴的铁应上缴国库却私自进行处分，属于违抗上峰命令；第二种可能是，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回晋国都城绛铸刑鼎的实施操作过程中，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铸造过程必定有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消息已经传到了魏舒执政的耳朵里，魏舒执政命令他停下来，而身为下军将的荀寅掌门却置若罔闻，不但不停下铸鼎的工作反而把鼎铸成。无论具体过程到底如何，这个刻有宣子之法刑法的铁鼎最终还是通过晋国政府的朝议正式转化为晋国国家的成文法典。
颁布晋国第一部成文法的刑鼎就这样通过暗箱运作的方式公布于众而大白于天下了，就这样怪诞的诞生了，堂而皇之的放到虒祁宫公宫大殿的大门口了，于是就引来了晋国太史蔡墨和鲁国的著名时政评论家孔丘先生的强烈不满和严词抨击的言论和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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