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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医患纠纷化解始末
2012年12月7日4时，申请人陈x之妻秦x(夫妻均为农村村民)入住被申请人咸丰县xx医院产科分娩。行阴道试产不顺，改行剖宫产术，于当日18时45分娩出一女婴，但已经重度窒息，转儿科治疗14天后出院。2013年6月该女婴经恩施州中心医院诊断为脑性瘫痪。需康复治疗至4周岁才可定残，预计定残前的治疗费用等约为30万元，申请人已经花去医疗费4万元，无力再支付。申请人委托湖北荆南律师事务所聂爱国律师，查阅复制了秦x在被申请人处住院分娩的医疗档案，经反复审查没有发现医疗技术方面和医疗行为违规方面的问题。但律师没有轻言放弃，继续逐页逐字审查。终于发现：《产科情况告知书》上有医生书写的病情摘要“11月28日b超：羊水过多，胎儿畸形不能完全排除，建议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入院后彩超示脐带绕颈一周，脐带绕颈有可能发生胎儿窒息，再次告知到上级医院检查”的病情记录。记录时间为“2012年12月7日7时00分”。陈x在告知书上签署意见：“以上明白，要阴道分娩，暂不去上级医院检查”。并在所签意见处签名，同时在告知书固定格式“产妇签名”、“产妇亲属签名”的空格处签了名。律师开始怀疑告知是否真实。遂向当事人陈x了解到签名时没有仔细看《告知书》上写的内容，且做彩超的时间是在早上医生刚上班时。律师对“再次告知”更加生疑。经调阅秦x当日做彩超电子档案发现：秦x入院后做彩超的具体时间为“12月7日08点57分至09点06分”。难道被申请人能在7：00提前知道尚未做的彩超检查结果吗?律师认为被申请人有伪造了医疗档案之嫌。律师将这一疑问向医方提出，医方称已再次告知，只是没写时间，从《告知书》上有三个陈x的签名可以证实。医方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双方发生争议。于2013年9月19日向咸丰县卫生局申请调解。申请人认为：1、婴儿脑瘫是因为脐带绕颈而采取分娩措施不当所致。2、采取措施不当的原因在于医务人员没有向患者告知病情和医疗措施(侵害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3、被申请人为了逃避责任，伪造了医疗档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五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十八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等规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人身伤害的全部损失。要求医方先行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合计30万元。卫生局接到调解申请后，迟迟没有组织调解，申请人向信访局上访两次，要求卫生局尽快调解，救治婴儿。信访局进行了两次督促，但直到10月14日调解仍没进行。申请人即将婴儿放于医方办公室，要求医方救治而离去。2013年10月27日，咸丰县卫生局请咸丰县司法局余子胜、向慧参与，一并对此纠纷进行调解。医患双方各执己见，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司法局调解员提议：医方先支付部分医疗费让婴儿到恩施去治疗，解决暂时矛盾，同时由患防向人民法院起诉，以解决最终矛盾。对此建议，患方表示接受，但医方一毛不拔。调解没有达成协议。2013年10月28日，患方向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并提交先予执行申请书。法院通知11月4日去法院协商先予执行事宜。11月4日早上，患方接到医方通知，婴儿已经于昨晚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日离三中全会召开还有五日，维稳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县委政府高度重视，指派司法局局长牵头调解，公安局、卫生局、清坪镇政府配合工作。司法局的调解从4日上午开始，采取背靠背的方式，从稳控情绪、了解诉求、分析事实、对照法律和案例等方面做双方的工作。围绕赔偿数额这个主题，在适用城镇居民或者农村村民的标准上进行探讨。调解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5日晚，卫生局局长和医方院长(随从干警五六人)到调解现场表示：一定要查清情况，查清情况才能依理依法调解，如果医方有过错，决不姑息。卫生局已经请了专家在来咸丰的路上，希望患方给一定的时间，以便听取专家意见。这一表态，将赔偿数额之争转向了医方有无过错和脑瘫、死亡与医方过错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之争了。对此，患方明确表示：普通人都知道7：00不可能写出9：00后的检查结果，医方伪造病历，法律规定伪造病历推定医方有过错，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不必要也不应当放着尸体，请专家进行旷日持久的鉴定。争议未果，患方家属秦大怒称：“都顺利调解两天了，刚才又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纯属玩弄我们，我们没有耐性了，今天并不弄出个结果，任何人不能离场。”当场对医方院长进行抓扯，秦x心力交瘁在抓扯中倒地昏厥。见此，有人急呼快拨打120。在场人纷纷跑出调解室，等救护车。来了一辆，但不是救护车，而是警车(无语)。参与调解的公安局治安大队长左昕指示刚到的警察们停止活动。终于，救护车来了，部分家属携秦x上车而去。调解继续进行，卫生局长表示：先给付10万元安葬费，患方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医疗档案有无伪造和篡改，如有伪造和篡改，医方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全部损失;如无伪造和篡改，则所付10万元作为人道主义帮助。调解员纷纷赞同此意见。患方陈冷静表示：“感谢各位调解员，看来这是无法一次性解决了，也不在麻烦你们解决了，我会用其他方式解决，也感谢律师的辛苦，再见!”，言毕，离席而去。为了防患事态升级，司法局、左大队长和清坪政府的何书记要求律师配合，务必找到陈x，并做好情绪稳定工作。当晚，聂律师陪同左大队长和何书记在一宾馆找到陈x，通过做内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陈x接受了卫生局长的意见。可是第二天，当代理律师向司法局反映陈接受意见时，医方又改变了态度，将“按城镇居民标准赔偿全部损失”改成了“依法承担责任，同意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陈x夫妇得知这一变化后，通讯中断，拒不再接受调解。调解再次陷入僵局。当晚，县委张书记召集司法局、公安局、卫生局、信访局、清坪镇政府、xx医院负责任人会议，并邀请患防律师出席会议。听取了卫生局局长关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相信个别人可以推翻共产党的汇报。同时听取了医方负责人关于医方没有过错的哭诉。患方律师汇报了从接受委托、发现问题、申请调解、提起诉讼、再次调解的全部客观过程，提出本案应当特事特办，大事化小，化了小事，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就赔偿问题一次性调解到位，而不能人为长期拖延，人为扩大事态，否则就是对患方的不人道的主张。与会领导听取双方汇报后，指示司法局牵头，其他部门配合，在前两天的调解的基础上进一步调解。并要求律师配合公安局、清坪政府一定要找到陈x夫妇，做好稳控工作。会议后当晚，患方律师与卫生局局长、xx医院负责任沟通，一致认可在法律框架内找到赔偿数额的结合点，互谅互让，争取达成一次性解决的意见。然后，患方律师和治安大队长、清坪的何书记一起找到陈x夫妇。通过依法算账、依情慰藉、依理分析正反多方面解决问题道路的利弊，陈x夫妇同意互谅互让，在法律框架内找结合点。次日上午，陈的父母姐妹四人到信访局上访，要求面见张书记。信访局通知患方律师参与接待。患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当着张书记的面，对目前解决问题的路子进行了逐一分析：一是路调解，该办法快速简洁，一了百了，是目前最好的路。但要调解成功，决不能漫天要价，一定要互谅互让，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二是诉讼路，该路子的弊端是程序多，时间长，还要做鉴定，此路是在不得已时才可走。第三条路是死缠烂打。虽然以往有人通过此法获得过较高赔偿，但目前是席李执政，树的是正能量，惩的是邪恶气，再加上温州医院事件后，公安机关对侵医行为是零容忍，故走该路是害人害己，决不可取也。第四条路是上访。上访不论上到哪里，最终还是要打到基层解决。同时长期上访，会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指导”和影响，上访者往往自认为冤屈，但又处处得不到解决，最终变成一个心灵扭曲者，所以此路也不可走。同时告诉他们，医方已经同意一次性调解，希望他们冷静、理性、配合调解。上访家属接受了律师的意见，当天和自己的儿子媳妇见面后就回家去了。当天下午，调解委员会召集医患双方代理人，就一次性赔偿数额征求意见，医方同意支付13万元，患方要求25万。调解委员会成员合意后，提议20万元，并吩咐书记员将协议打成书面形式，同意者就签，不同意就终结调解。双方代理人各自给自己的当事人做工作，双方当事人接受了这一调解意见。当天签订了协议，次日安葬死婴，赔偿款也全部履行到位。历时一个星期，牵动党委政府多各部门和多家亲人的纠纷终于落下了帷幕。本次纠纷的解决让笔者想到的：1、医疗机构的医疗档案是隐医患纷的第一手证据材料，医方应当客观真实记录，不得马虎而留下隐患。2、律师对证据材料一定要细心审查，多次审查，不轻易放去每一个细节，对有疑问的地方，要穷根刨底，找到有利于当事人的真像。3、律师发现自己的当事人通过诉讼有无法逾越的障碍时，应当主动配合调解处理，调解时应当好自己当事人的参谋，而不应当成为当事人的主人。同时律师在受到质疑和冤曲时，应当冷静、理性，树立全局观念。4、行政管理部门，接到当事人的诉求，应当及时查明事实，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将事态控制在萌芽状态，避免事态扩大。5、政府不应干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危急之事不应久拖不决，应当特事特办，快刀烂麻，因为迟到的正义即非正义。湖北荆南律师事务所聂爱国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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