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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赔偿农民工缘何走调解少拿20%
【保险案例】2013年3月9日 来自河南信阳的小罗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酒楼做面点时 手掌被带入压面机中 导致左手四根指头的肌腱、神经被压断 原因是酒楼压面机器老化、年久失修。
据了解 小罗是2012年11月到这家企业上班的 由于一直没有签合同、从未上保险 小罗多次同老板协商工伤赔偿均被拒绝。手指受伤后 小罗无法继续工作 工资也被停发。几经周折 小罗找到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时福茂律师 经过时律师的多方努力 使该企业与小罗达成调解协议 很快拿到两万元的赔偿。
记者在采访此案时获悉 如果走法律途径 小罗可以得到3万元左右的赔偿 但小罗表示不想继续打官司 只要能尽快拿到赔偿 少一点也认了；对于受伤的手指还需要二次手术的问题 小罗表示自己还没有具体打算 到时候再看。
时间和金钱成本构成维权门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遭遇工伤后 因没签劳动合同就得不到正当赔偿 无正当理由被老板随意解雇……农民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的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缺乏证据 导致发生劳动纠纷后维权困难。许多案例显示 通过法律援助机构的协调 只要能拿到赔偿款 受害者就不愿再耗时打官司。
在致诚公益代理的案件中 和解案例占60% 一般和解赔偿款能达到要求的80%左右 就算和解成功。如果继续打官司 所费时间更长、金钱更多 而判决后如果被告拖延赔偿或拒绝赔偿 等法院执行再到农民工拿到赔偿 又需要很长时间。这些都加大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丰台区的案件从立案到审理要十个月 判决后执行还有一段时间。”时律师表示 打一个简单官司需要一年半左右。“诉讼时 农民工常说 如果我们承诺帮助他们 就来点‘实在的’。”
时律师表示 农民工普遍缺乏安全感 尽快拿到赔偿款 他们才踏实。由于雇主普遍强势 只要愿意赔偿 农民工都会通过调解将大事化小 彻底解决问题。业内人士表示 维权成本太高 是农民工不敢主张自己权益的最高门坎。
不懂法致败诉悲剧
农民工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 他们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劳力。时福茂律师表示 农民工找工作时最看重工资 如果能找到一份高薪工作 甚至管吃管住 他们就不太在乎是否加班、是否辛苦。由于身处弱势 他们也怕因提条件而丢掉饭碗。“老板让干什么都得干 做不好就得走人。”小罗表示 如果不是伤了心 决心不在这里干了 也决不会走到找律师和老板打官司这一步。
根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外出受雇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仅占43.9%。
时律师表示 在致诚公益代理的农民工被侵权案件中 签订劳动合同的只有30%左右。由于农民工流动性较强 单位难以为他们集体办理保险。此外 大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不会考虑长远利益 经常为一时的得失不愿意办理保险。由于办理保险后农民工收入减少 雇主成本增加 而这部分钱又没有进入农民工的口袋 他们觉得赚得少了 就与雇主形成“默契”不办理保险。导致劳动纠纷发生后 雇主没有约束 农民工缺乏保障。
由于缺乏法律常识 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农民工的劳务费计算方式、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等 仅与雇主口头约定。上工后 他们不会用心收集考勤证明、雇主欠条等证据 很多单位也没有考勤记录或派工单等书面证明。发生劳动纠纷后 农民工往往因证据不足 导致败诉的悲剧。
不汲取教训致侵权案重复发生
时律师说 致诚公益曾为一位农民工先后三次代理过欠薪、讨薪案件 只是每次追讨对象不同。他观察到 那些经历过遭受侵权、通过法律维权、接受普法常识的大多数农民工 事过之后 还是按以往方式不签劳动合同、不上保险、没有任何社会保障。
2006年4月26日 由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开办的北京农民工普法学校成立 这是北京首家依托专业公益律师为农民工传授法律知识的学校。普法学校免费向农民工开放 老师都是长期帮助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的律师 他们结合具体案例 告诉学员如何依法维权。为减轻负担 普法学校特意为每位听课的农民工发放20元～40元钱不等的公交卡 但很少有人主动自愿听课。
据时律师介绍 农民工普遍认为 自己不懂法律没关系 有了问题找律师；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的工时长 不能请假。他表示 只有社会各界不断努力 给农民工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这个庞大群体的维权意识和法制观念才能慢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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