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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最近在法制报刊登的文章，为了引起各企业人事对学生实习问题的思考，加大各界对学生实习中产生的法律问题的重视，特此转载：
李科，18岁，陕西省周至县二曲镇渭中村人。为了进入他所向往的城市，他上技校，却没学到技术；去实习，却被大钢管压坏脊梁骨。实习的工厂给他交纳了全部医疗费用，但随着一期治疗的结束，在后续治疗以及有关赔偿问题面前，学校和工厂开始扯皮了。丧失重体力劳动能力的他说，走向城市的每一步，都像跋涉在泥淖里，每一步都似乎踏进一个陷阱。
像父亲一样，农忙种地，农闲时做小工，我不甘心
还没有来得及细品，一夜间，我的身份已经从学生变成了农民。
前年夏天，中考落榜，我成了陕西省周至县二曲镇渭中村的一名农民。
我必须得干点什么来养活自己。在我们老家，供孩子上完初中是家庭的责任，上学期间，你可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一旦走出校门，就要想办法自己挣钱了。要不，就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懒汉，连媳妇都不好讨哩。
当然，我不能像班上那些女孩子一样，三五成群地，跟着村里的熟人到南方去打工。因为那边工厂里的流水线只欢迎女孩子。可要留在村上，等待我的“工作”似乎只有像父亲一样，农忙种地，农闲时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到建筑队做小工。
我记得，总是天黑下来时，父亲进得门来，灰头土脸的，眼里却荡漾着笑意，从贴身衣衫里掏啊掏，最终掏出13块钱，极认真地交给母亲。然后又摸出一包1块钱的香烟，嘿嘿笑着说：“这个，就算我的，人家工头单另搭的！”但施工队常常兑现不了这13块钱，这个时候，父亲黑着脸，捶着腰眼，一句话也没有。
何向东是我一个村的同学。他有一个亲戚包了点私人的建筑活，我俩就跟着去做小工。
搬砖、拉沙子、和水泥、上房揭瓦，建筑工地上没有一样活路是轻松的，我终于深刻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计算到身体不好的他在每天挣取13元钱和一包香烟的背后付出了怎样的血汗。
那个夏天，我和何向东总是盼望着下雨。
因为只有下雨天，我们才能够名正言顺地歇一天。每每生起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难道这一辈子就要照这样走下去吗？
揣着父母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我又背起书包。
就在我万般苦恼的时候，命运出现了一线转机。一位自称在县农机站工作的人跑到我家里，告诉母亲，按照我的成绩可以到西安市上技校，学习机械驾驶和维修，将来开挖掘机，一个月最少挣一千八，多能挣三千八。那该是怎样的高收入呀，顶我和何向东俩人在工地卖一年的苦力呢。我动了心。
掐指算算学费，算得我直嘬牙花子。那是天文数字———一学期一千七百多，顶我父亲一天不歇在工地做半年工，顶我妈一年在家喂4头猪。算到这儿，我不敢抱希望了。
那个招生的人三番五次到我家，还租来一辆大轿车，拉着我们好些同学的家长，到西安市一家大学，指着一排排的挖掘机说：“这里是我们学校的实习基地，你们的娃娃将来就开这种机子哩！”从西安市回来，我母亲下决心要供我去读技校。母亲说，土地不养人，男孩学门手艺，到城里发展才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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