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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我因事去医院开药。一进门我就被这场面给惊呆了。已是下午四点，楼上楼下全是人，楼梯像红叶期间的香山，一个台阶最起码要站三个人。整个一楼大厅火爆得像大抢购，又像是早些年的应届生招聘会。
我在各处排队，用了三个小时（医生开处方的时间还不到三分钟），到排队取药时，一位大爷说：嘿，好嘛，这只有早些年抢冬储大白菜时才排过这样的队。另一位大妈说：这可没法儿比，大白菜多少钱？药可贵多了。医生也叫苦不迭：明天还有一天，再坚持坚持，就明天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医保报销设有固定的起报金额，该数目以下是自己承担，以上才报销。每要清零，大家便都赶着年底前来开药，为明年攒下些。前后左右看看，被握在手里的处方上在“费别”处标注自费、医保、公费医疗的都有。排队是平等的，只是职业的不同而造就了我们手中单据标注不同，以及背后承担的不同，这又不平等了。
看着满目的老年人，既幸运又惶恐。幸运的是我有补充医疗，自己也很少生病，不用来挤这趟车。惶恐的是，谁都有老的一天，在最需要医疗资源时，也是财务能力最薄弱时，未来的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三个小时下来，我都已经有点累了，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呢？搞笑的是，因为抢购，我要买的药还出现了脱销，该医院药房最后一盒被我抢到了。“仅够两天的量，再来吧，什么时候能有还不知道呢。”怪不得老大爷说像抢冬储大白菜的。联想到前几天爆棚了的习主席去排队买包子的新闻，那一刻，我很想说：习大大，包子体验过了，再来医院转转？
年底医院排大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医保的免赔额。
社保与商保在精算原理是一样的，免赔额的设置是很关键的控制成本的手段。一般人更注重看报销比例，而忽略了自己致病的可能性，也就是忽略免赔额。以北京为例，北京医保门诊费用的免赔额为每年度1800元。也就是说，当年门诊费用在1800元以下的，需要自己承担。这个数目并不低，大多数中青年人都没有达到这个界线，更有些懒得去医院，日常小病随便在药店买些药就打发了。
医院对于纯粹开药的并没有办法审查到位，基本是患者有需求、医生就给开，用药隐患大不说，几个人尽可能用一张社保卡，均摊这1800块，这也是可以想到的办法。
年底医院排大队，这是不折不扣的体制问题。
虽然每一条规则都是中性的，都可能存在被利用的漏洞。不是规则错了，也不是人们都有道德问题。在生活水平普遍不高、财务能力较薄弱、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利用规则漏洞，谋取最大利益，是博弈的必然结果。无非愿不愿意、敢不敢这么干，因为违规成本也并不高。这样会带坏整体风气，也会造成用药浪费。
前些日子，媒体报道，2012年底，全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余7644亿元。与这年底排病相形，很具讽刺。有人认为，应该提高报销比例，让人们享有实惠。笔者认为，这个办法的确对人民有利，但年底医院排大队，直接的原因并不是报销比例高或低，而是免赔额。免赔额是怎么设定的？是否经过了充分的论证与计算？政府是不是仅考虑了自己的管理需要而放弃了全局思考？
美国的福利主要由私营部门提供，主要是商业保险。近年来，保险公司对于免赔额设置的越来越高，以至于立法不得不出来干预。这是一种平衡，在最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尚且如此，对于社会保险，政府更应该考虑。我们并不要求政府立即改进，但政府应该说明医保基金是如何监管的、如何运用的。
估计中国人是世界上胆子最大的人群之一，进医院打点滴、出医院在药店凭自身常识买药，人人习以为常。这种矛盾的背后，是体制的不顺。在目前的社保体系下，人人都是受害者。除非你是传说中的特权阶层，或者在医院有熟人，否则，即便你不用赶年底去抢药、为明年囤积“余粮”做准备，也得希望自己在年底不要生病。否则，进了医院一视同仁，没病也能急出病来。
被诟病颇多的公费医疗，不过是个人承担的比例不同。
其实跟福利待遇好一些的、有较好补充医疗的公司差得不大。例如，我的前一家东家，员工去医院看病从来不需要拿着社保卡结算，也不需要去什么定点医院，全国二级以上医院随便看，拿回来全额报销。我们不是公费医疗，只不过，我们有比较完善的补充医疗。这也是当年HR部门最骄傲的一点：我们的薪水不是最高的，但我们的福利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但这种保险是雇主提供的，你能否进一个愿意提供给你这种福利的公司至关重要，它不具有社保的社会性。在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他们认为这是公平的。所以，他们的社会福利更多的是体现在私营部门的运营中。一般来说，雇主提供福利的情况很普遍，只有范围上的差别，这也是人性管理、招揽人才的重要手段。中国呢？对于大多数企业、尤其是规模不太大的私企来说，税要少交，员工的社保也是能逃则逃。至于福利性的商业补充保险，也只有大一些企业才有。前些日子，企业年金税延就激起了这方面的争论，更多的人盼望的是个人商业补充养老税延政策，因为单位的指望不上，反而是财政向本来就比较富裕的企业让了步，这不是收入差距调节，而是马太效应——多得愈多、少得愈少。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真不少。
就保险业来说，社保没有发挥作用的，也不必然是商业保险的空间，至少目前还没有被酝酿成商机。
一方面，个人健康险产品不便宜，社保与商业保险间的关系，始终未见有说服力的阐述。尤其是普通的门诊费用，由于控制难度大，几乎没有有吸引力的产品。另一方面，团险的产品受制于投保企业的因素太多。即便一定比例的员工福利可以税前扣除，也并不足够吸引人。
社会福利并不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反倒是资本主义发明的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的工具。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社会福利供给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是社会福利供给最充足的国家，这个问题，你我心中都有不言自明的答案。
我们并不需要声讨我们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否与我们的社会目标相符合，因为在初级阶段，很难以数字或者通用标准来衡量一件事的成功与失败，或者好与坏。理智看待，我们不是发达国家，不可能将大部分社会积累用于消费，这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需要。
在打破计划体制、引入市场活力、打破大锅饭、让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下，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能够接受社会阶层差距，以及“自力更生”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并逐渐习以为常。但在具体事例上，我们对利益更加敏感了，尤其在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上，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强调平均，或者强调中庸的国家，尤其经过建国后几十年平均主义的洗礼，我们对于平均的意识更加鲜明。两者相结合，社保这个关乎再分配，更关乎每一个利益的问题被重视，并不奇怪。
一国社会福利关乎着人民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也体现着社会的宗旨。当满目是因不堪高额医疗费而采用自我“刮骨疗伤”甚至轻生，或者逼于无奈而将交了的钱打了水漂，都不符合社会正义。如果该种情况是因社会割裂造成的，那就更不可原谅。很难想像一个富足的国家，人民生活在两重天，万事只能靠自己，无论生老病死，皆与旁人无关。
历史原因与历史传统应该被考虑，但不应该作为原因。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化的路子，就需要以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切。
事实上，社会中人不仅是生产力，也是一种稳定要素。社会不仅应提供给他们工作的舞台，更要为他们提供支撑。供与需永远是矛盾的。政策既要考虑长远，又要考虑眼前，有时显得无情是必须的，所以，科学性更紧要，唯有此，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这不仅是政府的权力，也是对政府的考验。
“养老金是连结工作与休闲、工资收入与再分配、个人主义与团结、金钱交易与社会权的核心纽带。”安德森这句话不仅仅可用于养老金，放在整个社会保险领域都很恰当。我们要实现中国梦，这个梦是更公平公正的梦，生活更富足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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